穆德/口述
佳怡/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也门人穆德，在中国二十多年了。上世纪90年代，我怀揣着学术梦想来读书，现在自己经营着企业。我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发展，眼看着陆家嘴从农田平地变成高楼森林，看着义乌从小县城变为国际化都市……我终于成为了这光明的一部分。
1973年，我出生于中东国家也门首都萨那。四岁时，父亲生病去世，母亲后改嫁。我被爸爸的哥哥收养，和他的八个孩子们一起长大。伯父对我关爱备至，从此，我唤伯伯为爸爸。
伯伯（右），我（左一）和哥哥弟弟们，摄于我婚礼时。
我五岁时，全家人搬到了萨那附近村庄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爸爸盖的，他还买了个葡萄农庄。爸爸45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便希望我们所有孩子都快快成才。于是，6岁时我便开始读小学，天资聪颖，刻苦努力，跳了两级，10岁小学毕业。
我们在农村住的房子，前方是葡萄藤。
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又搬回了首都的房子，因为爸爸觉得高等教育还是要在城市里完成。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全家十几口人，我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他。每天下午一点下课吃完饭又礼拜完后，我学到晚上八点半才回家。从初一到高三，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学校前5名，还曾经代表参加全国高中综合知识竞赛，拿到了全国冠军。
我在萨那家门口，房子是爸爸用石头盖的，摄于1999年过也门传统节日。牌子上写着“你好，一路平安。”
高中毕业时，我才16岁不到，不到也门规定的男性公民义务服兵役的18岁。爸爸和也门国防部的朋友联系了，让我先去军营培训45天，再去军营人力资源办公室上一年班，以此替代兵役。
在当时的也门，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一般会得到国家公配的出国读书奖学金。我也相信在国外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于是在军营办公室工作期间，我申请了也门教育部出国读书的名额。通过两轮选拔，我被选中去了中国。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中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遥远又美好的梦。
军营训练，我是右三，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们当时在一起吃军营早餐扁豆饭。
平时逛集市，市场上各色中国丝绸和中国式旗袍看得我眼花缭乱；家里用的精致的陶瓷杯阿拉伯名称叫 صيني ，是中国碗的意思；姑姑家的黑色缝纫机上印着亮黄色的“蝴蝶牌”三个大字......这一切都让我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20世纪80年代中旬，我住的房子附近的道路修建和排水工程都是由中国公司承包的。每天下课回家的路上，我都能看到中国工人在专心地铺设一砖一瓦。我当时不会说中文，只能跟他们说着别扭的“你好”，他们也会对我笑笑。而那个中国公司做的项目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投入使用，快40年了。
我要去中国了，爸爸却非常担心，他没想到我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出国，在机场和我告别的时候抱着我大哭了起来。我反而安慰他，我一定会平安健康，学有所成！1990年9月7日下午，我拉着两只行李箱，装着衣服、书籍和食品调料和强烈的探索欲，抵达了北京。
一下飞机，天气阴沉沉的，大巴直接把我们载到了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院。我看着窗外恍惚了，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北京简直是自行车的海洋，不像我想象那么发达，也不像萨那的路上，都是面包车公交车。我的班上都是留学生，有蒙古的、叙利亚的、巴勒斯坦的等等，大概10多人。
我在北京地铁，摄于1990年。
第一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学基本的中文，第二个学期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专业词汇。当时的课表是早上8点上课，下午1点多放学。放学后作业很多，都是中文的听说读写。对我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口语音调，四声实在是分不清楚。我经常看着中文书，标着拼音四声的符号，就陷入了崩溃，为什么“公”是第一声？为什么“共”是第四声？“公共”到底怎么读？
为了练中文听力和口语，周末我就坐地铁去北京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家里人没有给我生活费，大使馆给我们80美金一个月，中国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的日子还算滋润。当时的北京，现代化的大概就这几个地方：王府井、刚建的亚运村住宅区和建国门的高楼大厦。我终于在王府井的商店橱窗里看到了老家市场上的旗袍和丝绸，那明亮的颜色让我目不转睛。
北京马路上充斥着红白相间的公交车，蓝色绿色的电车和叮叮当当的自行车。小卖部在街道上挨着开，有卖零食的，卖国产汽水的，卖杂货的，老板会热情地招呼我们，“买啥呀您？”买完吃的，我常去建国门的友谊商店逛逛，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能买到进口产品的商店了。友谊商店装修豪华，里面有阿迪达斯、日本牌子的家电、西班牙牌子的奶酪等好多平时的小卖部看不到的牌子。
我在北京等公交车，摄于1991年。
中国的食物也和老家很不一样。在老家，我们吃炖牛羊肉，配米饭和阿拉伯饼。在北京时，我看到一位老乡在吃火锅。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火锅，觉得很新奇，这怎么吃啊？为什么要把菜都放进去煮啊？我当时没敢尝试。后来一次学校组织郊游，回程路上带我们去了一家火锅店。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火锅，我学着中国老师的样子把肉放到水里烫烫再捞上来，肉和蔬菜都十分鲜美，调料也好香，美味超乎我的想象。后来在北京，我也会和老乡们约着去吃火锅了。
北京的道路、商店和美食对我来说都是此前人生里从未出现过的事物，我乐此不疲地继续探索。与此同时，我的思乡之情也愈发浓烈。当时没有手机，我只能每个月给家人写信诉说我的生活，让他们不要担心。他们往往会在一个月后收到，说收到我的信就像过节一样激动。到了也门传统节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一年两次，电话费很贵，5分钟100块钱。
摄于1991年，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楼，我在接电话时拍的。
记忆中的北京大部分是阴天，和家乡萨那的烈日当空很不一样。除了天气，城市氛围也不太一样的。北京晚上6点马路上就没人了，城市好像陷入了沉睡。胡同也都安安静静的，不像萨那，有丰富的夜生活，我的舅舅家和姑姑家经常到家里聊天。此外，我带的收音机也接受不到老家的很多阿拉伯语频道了，这点也让我很苦恼。
不过学校里丰富的活动还是消散了一些我的苦闷。学校组织我们去了颐和园、香山、天坛与八达岭长城，放假的时候还带我们去烟台、桂林、广州。香山的红叶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漫山遍野的红色，像一团团火焰；桂林的漓江水波荡漾，我都看呆了。我在老家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风景。
当时北京的外交官、外国学生已经不少了，我走在路上不会引起围观，不过其他地方的人看到我会觉得稀奇。有一年，我去了河南一个乡村，农民们一直盯着我看，还有本来在做农活的停下来注视着我，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1991年，我去广州旅游。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一年中文后，1991年，我被分配到了上海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同济的土木专业当时在全世界都排的上名次，我能去这个大学读书很幸运。
1991年8月，火车把我带到了上海。上海马路窄，和萨那有点像，我觉得好温馨。进入校园，学校教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班级里还会闻到厕所的味道。不过有个很美的池塘，波光粼粼，池塘边绿树成荫。
男男女女们会围着池塘散步嬉笑，他们带着随声听放着“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从我面前走过，这在当时可谓是最时尚的人群了，潮流程度不亚于今天买苹果最新款。
同济大学留学生食堂。
开学前，我觉得自己的数理化很强，努力学就能考好，但开学后我发现我太天真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工程、高层建筑环境等等，都是用中文授课，越听我越觉得自己就像个溺水的孩子，越扑腾越看不到光摸不到岸。同时，我和同届的中国学生的水平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感觉他们都可以轻松地考到九十一百分，对我来说啊，六七十分就万岁了。
读书期间，我在宿舍里看书。
在长期巨大的学习压力下，我的身体变差了。本来就是过敏性体质的我过敏性鼻炎、眼睛角膜炎、哮喘经常发作，再加上心律失常，简直把医院住成自己的家了。
1993年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期，长期心律失常的我住院观察一个礼拜。
我偶然也会让自己喘口气，坐55路从四平路到外滩。公交车颠颠簸簸，我看着窗外放空，思绪就跟着车一起摇摇晃晃。街上的人们穿的衣服颜色和款式都大同小异，衬衫裤子或者长裙，极少数能看到穿短裙的姑娘。
那时候一路上都是大片的平地和田地，东方明珠塔才刚开始造，陆家嘴靠近黄浦江的地方也才刚开始造高楼大厦，银行和大厦还在造地基。
92年的外滩，东方明珠塔还在造。
到了外滩之后，我就一个人坐在江边发呆，看着船喷着气慢悠悠地开过江面，耳边鸟鸣清亮，然后再起身去南京路逛逛。南京路商店林立，都是国产牌子，有华联商厦、名表专卖、第一百货、新华书店等等。店家会热情地招呼我，“上海话港得来伐？”
我和上海本地朋友在南京东路逛街。我和她在火车上认识，她把我看成自己的弟弟，还让我去她家过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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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入大四的那一年，东方明珠塔刚开始对外开放。这在整个上海都是轰动的新闻，身边的同学都在说，什么时候上东方明珠塔看看？我和同学们也去看了，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到顶楼，只记得从上面俯瞰上海，几幢高楼大厦挺拔于一片平地，就像脱离了世界。
1993年，我在上海站。
大四结束之际，我的毕业答辩也很顺利。同济大学的答辩会主任对我非常满意，他问我了一些很深入的知识点，我全部都答对了。
我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那里接过毕业证书。
毕业后，我在上海找工作。我去了上海建工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看到我是个老外就笑了，他问，你来这里干嘛？我说我刚毕业，想在这里工作。他继续笑，说，嘿，我们不招外国人。
我说我是同济毕业的，他说，即使你是同济毕业的，我们也不招外国人。我不甘心，继续问，你们有没有海外的项目？他说有，以后如果有需要再联系你。可惜当时也没有电话号码，我也没有等到什么答复，加上我还没有结婚，于是我在1995年回到也门老家了。
我终于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了！摄于同济大学校园内。
我特地没有告诉爸爸我回也门的消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7月15日飞机一到萨那机场，我直接赶回了家。爸爸和妈妈惊讶极了，跳出来迎接我。不过随后我知道了件丧事，我的表哥在前一个礼拜因为食物中毒去世了，我的激动喜悦一下子熄灭，转而号啕大哭起来。
回到老家后，我拿到了也门建筑部的工作录取。国家政府机关工作时间一般是早晨8点到下午2点，比较轻松。为了增加收入，我又在一家私营建筑公司找到了份兼职工作，下午4点到8点。很多也门青年都像我一样，有两份工作。
我在也门的家里画图纸。
日子就这样过着。时隔五年回到也门，家乡没有任何变化，时间好像停滞了。马路还是坑坑洼洼，城市也没什么高楼，顶多新建了一些公寓，妇女们在家带着孩子，男人们在外头工作。
也门人一般20岁左右就结婚了，当时的我已经23岁了，难免着急。我回到也门，又和小学邻居重逢了。小学时候我辅导过她数学觉得她很可爱，后来也对她念念不忘。我提出在一起，后来就求婚了。
我婚礼的那天，我和两个弟弟们一起结婚。婚礼费用高昂流程繁琐，也门人经常几个孩子在同一天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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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压力也随之而来增大了。我们有了孩子，老婆是全职家庭主妇，我要负责家庭所有开销支出，兄弟姐妹们经济条件不大好的，也经常来找我帮忙。
为了提高收入，1998年，我又开始为也门社会发展基金做兼职。这个基金是由一些世界组织设立的，用于建造本地偏僻贫困地区的学校、医院、公路和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的工程师会去实地考察和监督施工。
在也门我设计的水塔钢筋混凝土施工现场，和施工单位老板探讨方案。
我和家人一起去也门一个港口玩。
在也门的日子就这样忙碌地过着，我逐渐发现，自己的中文在退步，很简单的词语我要过很久才会想起来。这让我很紧张，辛辛苦苦学的一门语言，怎能就这样轻易丢弃呢？
刚好，一个老同学给我打了电话。他也是也门人，比我大一届，从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毕业后在广东开了个贸易公司，说现在生意很好，问我 愿不愿意过去帮忙？我有些犹豫，因为自己的收入还不错，要放弃在也门的一切再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值得吗？
思索了一番，我还是决定回到中国。我想，在上海读书的短短四年，上海就建造出了东方明珠塔，浦东的田地都变成了公路和楼房。我感觉中国的未来会很辉煌，我的未来也应该是属于这辉煌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击中了我。
我跟爸爸说了，他说没事，你自己做决定吧！老婆也支持我的决定，她说我去哪里她就去哪里。满怀着憧憬，2000年8月14日，飞机降落在了香港机场，我又坐地铁来到了深圳。一下地铁，闷热感扑面而来，我却觉得温馨喜悦，好像看到希望的光一样，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光明的。
朋友的公司是服务性的公司，客户来自埃及、突尼斯、也门等这些国家，我们帮他们采购中国的服装、日用品和一些五金工具后再给他们发货。公司总部在深圳，但我经常需要飞去江浙沪一带看货选货。
刚来义乌时带着儿子去义乌乐园，是义乌最早的儿童乐园。
有一次，我在义乌市场选货的时候突然接到老婆的电话。她感觉头昏，浑身不舒服，然后就挂电话了。我特别担心，赶紧喊朋友去家里查看。朋友到的时候老婆已经昏迷了，赶紧送医院抢救。老婆有低血压，有时候会觉得胸闷，严重的时候会晕倒。虽然最后抢救成功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把她接到身边稳妥。在深圳待了6个月后，我把她接来义乌，我也注册了公司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扎根。
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都在市场盯货、陪客户选货，随后再回公司整理客户需求，还会去仓库收货验货发货，每天都很累，下了班就回家呼呼大睡。不过公司慢慢步入正轨，后来客户需求太多了我一个人处理不过来，就开始聘用本地员工，告诉他们怎么做装箱单，做发票，做账等等。
当时的义乌市场总共有三个区，一个区卖小商品，里面有两万多摊位，每个摊位一米高一米宽，样品都堆在摊位上，另一个区专门卖服装衬衫等，有几千个摊位，还有一个区专门卖袜子内衣等。我每天早晨去市场选货的时候，出租车停在老远就得走下来。走到市场门口处，人流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地涌进门口，外面送货拉货的自行车铃声清脆不停，三轮车上的人蹬下来蠢蠢欲动地想挤进门口，皮卡车上的老板会喊，快点快点！
生意闲暇之余，我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和展览会，有在义乌本地的，也有浙江的，还有全国性的。
2001年，我去参加一个在上海的活动，而这座城市，又变了个样。
老婆和大儿子在母校门口。
2001年的上海和1995年的上海，短短五年多，高楼大厦林立，立交桥一座又一座，外滩的夜晚灯光闪烁，南京路人头攒动，街上的女孩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短裙。我还回了同济大学看望老师，发现学校又翻新了，教室里窗户擦的锃亮，还都配备了空调等，我看得叹为观止。
我也会带着孩子们去上海转转，和他们说说我在这里生活的那四年：抄笔记、复习考试、住院、还是田地的陆家嘴......我还带着孩子们去了漓江，江水依旧清澈。
我带着我的孩子们坐上海地铁，摄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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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的生意也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随后开始慢慢稳定。疫情的冲击比较大，现在的生意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还能过得去，在转型探索中。
这些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又扩大建造了新的市场，现在的市场已经拓展到了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还设有服装批发市场、自贸保税进口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库存专业市场、境外电商村等等，逛都逛不完。
除此之外，随着外国人的增多，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量的增加，义乌的外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外国人出入境、出口报税等变得更为便利。在义乌还可以找到世界多种风味的餐厅：中东、欧美、拉丁美洲、非洲，等等；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有各种语言的培训学校：阿拉伯语、法语、韩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
虽然现在没有继续从事土木工程行业，但我已经实现了第二次来中国的初衷：我终于属于了这光明的一部分。我是家族中第一个来中国发展的，收入远远超过在也门老家上班的兄弟们。所以，我一直在积极地邀请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来中国看一看。我跟他们说，还是来中国学习和发展吧，学习质量高，就业机会也多。我的三个弟弟先后在2009年和2011年来到了中国，外甥也于2016年来到了中国。他们现在都在中国工作。
我家更是一家都是中国通。我的大儿子在上海财经大学读大三，还运营着自己的抖音账号；女儿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小儿子在读高三，强化中文，准备明年考大学。
我儿子（最左），汉语老师（中间） ，还有我的表弟（右边）和他的孩子们。
我今年已经48岁了，生命中超过一半的时候都在中国度过。不过中国毕竟是非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绿卡发放门槛很高，入籍程序也很困难，还是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开放，让更多喜爱中国的外国人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在编辑中国故事参考书之一。
我自己还经常拍视频，会用中文和阿拉伯语谈谈中国的茶文化、书法、中国成语、孔子孟子的哲学等等。我现在还在写一本书有关中国工业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书，希望能把中国的发展经历传达给阿拉伯世界，让更多的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喜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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