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诸多监管举措涉及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社会上开始炒作“民营经济离场论”“国进民退论”等舆论，素有“金融大鳄”之称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更是在各大媒体多次撰文抨击，指责北京摧毁“下金蛋的鹅”，又指出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于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给客户资金及美国安全利益均带来风险，是“悲剧性的错误”。
此外，索罗斯还攻击中国的“共同富裕”，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对外国投资者预示着不祥。索罗斯呼吁美国国会应当通过立法，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限制流向中国的资金。
其实，索罗斯一直以来都以看空中国经济而著名。早在2016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索罗斯就称中国经济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2019年1月，索罗斯又称一旦中国企业主导了5G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世界各国形成无法化解的威胁，更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自己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对索罗期的指控，《环球时报》旗下的公众号“补壹刀”近日推文反击，文章以《这个“全球经济恐怖分子”，正盯着中国》为题，开头便以“全球经济恐怖分子”“阴谋家”“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形容索罗斯，指其“搞事情有三板斧”，包括通过媒体大造声势、操纵货币扰乱市场及运用NGO暗中搞事。
索罗斯被指控策划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文章列举索罗斯近期看空中国的各种行为，包括旗下基金公司清仓所有腾讯音乐、百度、唯品会等中概股股票，直指“他（索罗斯）这一番对中国的针对，就很有点恼羞成怒的味道”。
索罗斯为何乐此不疲？
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律师。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期间，索罗斯一家制造了假的身份证明来掩盖犹太人的身份，侥幸逃过了纳粹捕杀。
17岁那年，索罗斯移民英国。他在铁路部门兼职做搬运工，还在夜总会兼职当服务员，在这期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了学士及博士学位。
在LSE期间，索罗斯师从科学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二战后持续呼吁西方自由民主，著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其中的“开放社会”理念极大地影响了索罗斯的意识形态及金融生涯，这也是索罗期后来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名称的来源。
1970年，索罗斯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量子基金，后来发展为世界顶级大型对冲基金之一。量子基金头十年每年回报率约142.6%，成立后前31年平均回报率高达30%以上。
他们1990年代在国际货币市场狼奔冢突，以做空外汇市场+做多股票和指数的组合狙击基础薄弱国家的货币，财大气粗，作风凶猛，屡屡得手，争议不断。
1992年9月，索罗斯靠对赌英格兰银行，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10亿英镑。英国财政部在当日快速失掉几十亿英镑的储备金，英镑因此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索罗斯因此成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
1992年9月，索罗斯对赌英格兰银行获利10亿英镑。
这场投资赌博应该是索罗斯生涯中最著名的一次，从此稳固了他作为“世界头号货币投资者”的名声。
索罗斯还被指控策划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国泰铢崩溃引发了整个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抨击了那些“无耻的获益者”并呼吁禁止“不道德的”货币交易。
同年7月，索罗斯闪袭香港金融市场，使港元汇率一路下滑，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入市，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在一连串反击行动下，索罗斯在香港狙击战中罕见收败、损失惨重，据悉亏损至少达10亿美金。
2000年，在经受了几次重大失利、亏损严重之后，索罗斯关闭量子基金和配额基金，整合资产，基金更名为量子捐助基金，改走低风险路线。
在2019年的美国富豪榜中，索罗斯以86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第56。索罗斯在个人网站称，他的目标是用他的财务自由来对抗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而实际上，索罗斯更多是利用金融市场的收益，宣扬有利于资本巨头跨国运转的西方政治理念，并对他国的亲西方反对派人士予以支持。
1979年，索罗斯就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并逐年向它捐资。该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资助旨在促进自由民主、制度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方面的项目。据报道，近年来，索罗斯每年对政治活动投入约4亿美元左右。
不过，不少国家把开放社会基金会视为索罗斯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指责它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是个“麻烦制造者”。2003年11月，索罗斯被指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的颜色革命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据报道，开放社会基金会曾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旨在推动中国变革。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索罗斯主张的“后工业时代”理论被中国认为是一种阴谋。这种理论主张新兴国家要放弃制造业和重工业，转而走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的经济，如此新兴国家容易被外部操控，将沦为欧美的经济殖民地和意识形态殖民地。
多年来，巴菲特以其独特眼光在中国市场上获利颇丰。
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推动变革失败和做空香港失利，此后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力量成长方面的此长彼消，也大大超出以索罗斯的预期。1998年后索罗斯在中国事务上渐趋低调，也较少发言，在中国市场上也鲜有获利。这与一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股神”巴菲特形成鲜明对照。多年来，巴菲特以其独特眼光在中国市场上获利颇丰。
但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竞争加剧以来，索罗斯又开始热衷于炒作中国话题，在媒体上频频发言炮轰中国。索罗斯看到，发展道路与政治理念与其完全相左的中国不但没有衰落，相反还在一步步走强，甚至挑战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旧恨”加上“新仇”，就很容易理解索罗斯不断唱衰中国经济和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动机了。
投资者应该相信谁的观点？
索罗斯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基本上都是立场先行，要么没有提供理由，要么就提出一些美国式不辩自证的虚无讲法。例如在批评贝莱德推荐中国市场的一文中，他称贝莱德的投资将会有损失，因为它误会了中国。至于怎么误会了，索罗斯却又是一厢情愿地说，中国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经济都是用于维持统治，因此投资者最终将会因监管政策或是共同富裕等概念而遭受损失。
索罗斯对中国的评论无非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他似乎认为除了经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任何道路都是失败的，也借着扭曲中国经济政策的理念，达到中国终将失败的结论。
贝莱德、高盛及大多数在货币管理和银行业的主要同业，都认为中国的机会大于风险。
然而，在他抨击监管政策时，似乎忘记了2008年美国弄出的金融海啸正是监管不力所致。批评“共同富裕”理念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社会都正因为贫富不均而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
其实，索罗斯的论调在华尔街也属于少数派。贝莱德、高盛及大多数在货币管理和银行业的主要同业，都认为中国的机会大于风险。
针对押注中国市场的投资被索罗斯描述为一种“悲剧性错误”，贝莱德发言人9月8日回应表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并称其推出的可面向散户投资者出售的中国首只纯外资公募基金，已向超过11.1万名投资者募集约10亿美元。
贝莱德的投资研究所8月中旬就曾建议称，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应将对中国的投资增加至多三倍。今年早些时候，其CEO拉里•芬克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称，中国市场是“帮助实现投资者长期目标的重大机遇”，他指出，“我们相信，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为所有国家的个人、公司和政府提供了更好、更有效的资本获取渠道，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
贝莱德的股价今年迄今已上涨超过30%。
业绩数据和资本市场的反应就是有力证明，贝莱德7月14日公布，其管理的资产在第二季攀升至创纪录的9.49万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7.32万亿美元。贝莱德的股价今年迄今已上涨超过30%。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也发声力挺贝莱德，中国的机会不容忽视。他说，“这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它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你不在那里，你就会失去投资的兴奋点。”
被称为“新兴市场之父”的投资界大佬麦朴思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他不同意索罗斯近期对中国的悲观看法，他认为，中国近期的监管举措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向公平监管，试图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不知道索罗斯的观点依据何在。
《欧亚评论》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索罗斯最近常说中国政府不懂市场如何运作，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策正在损害其在世界上的目标，“但他真正抱怨的是，这损害了美国从中国身上赚钱的新自由主义目标。”
索罗斯时代是资本家为所欲为的时代，也对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恶果。中国正是吸收了前车之鉴，坚定不再重走西方的这条旧路。虽然一系列的治理铁拳结果如何目前仍难预料，但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索罗斯等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富达投资、贝莱德、道富公司和普徕仕等外国投资者仍然蜂拥进入中国市场，原因很简单：一个广泛而多元的投资组合不可能没有中国，“中国市场很重要，而且只会变得更加重要”。（编辑：文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