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编者按】翻译家、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因病于2021年9月27日6时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叶廷芳长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和介绍工作，自1980年代开始出版大量卡夫卡、迪伦马特的译介作品，对于将这两位作家介绍到我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990年代主持编撰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是我国首套全面译介卡夫卡小说、散文作品及书信、日记等研究资料的重要文献。此外还著有大量介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文章著作以及建筑、戏剧和美术等方面的散文随笔，社会影响广泛。
上世纪80年代，瑞士，叶廷芳（右）拜访迪伦马特。 文中叶廷芳照片由家属提供
初识卡夫卡：这就叫“颓废派”？
尽管早已成为国内研究、翻译卡夫卡的权威专家，但叶廷芳曾经自道，自己是快到而立之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做助教时，才知道“Franz Kafka”的名字。“从1956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西语系读书。在大学里，我们能接触到的都是被官方认可的苏联、东欧作家。那时，周扬他们比较有眼光，觉得虽然有些作品不能公开发表，但内部应该有介绍，所以就以‘内部参考’的形式搞了一本《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就是在这本“黄皮书”里（按内容性质划分，“黄皮书”为文艺书籍，“灰皮书”则为政治书籍，通常这些“内部书”在封面与版权页上都会印有“内部发行，仅供研究”字样），让叶廷芳第一次知道了那位“颓废派”代表作家，并发现原来卡夫卡在西方文艺批评界有那么大的影响，“我当时就比较留意，希望将来有朝一日环境变了，能把它翻译出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次从干校回京，叶廷芳听说北京外文书店在通州的一个仓库，有数百万册外文原版书正在“清仓”，他当即通过公用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一同学习德语的何其芳。两人结伴去“淘书”，除了各买了一套打三折的《海涅全集》，还发现了东德出版的卡夫卡作品。“一本是《卡夫卡选集》，包括两部长篇《城堡》《诉讼》和若干短篇小说。另一部是《美国》即《失踪者》。”当年卡夫卡在国内是公认的“颓废派”作家，他的作品合该也是“禁书”，叶廷芳有点内心打鼓，就问何其芳值不值得买。后者把嘴巴一撅，“当然要买！搞研究先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
叶廷芳后来回忆说，买来书后当晚就看完了《变形记》。“我心想这就叫‘颓废派’？总好像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是仅仅用‘悲观’二字就能概括的。不久，我又从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嘴里听说，卡夫卡的威望已超过被视为20世纪德语文学泰斗的托马斯·曼时，更是坚定了我日后研究卡夫卡的信念。所以我后来研究卡夫卡的兴趣，始终比翻译他的作品的兴趣要大。”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以后，爱好诗歌的叶廷芳曾一度将德国诗人海涅作为研究重点，为此他甚至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提纲，请时任外文所所长，老师冯至给予指点。冯至在浏览提纲后，向叶廷芳传达了一个令他耳目一新的信息：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希望研究人员能研究一些新鲜的、没有研究过的问题，不要总是做“研究的研究、死人的研究”。这话促成了他在近四十多年间的学术转向，“我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诗歌，但那时觉得卡夫卡、迪伦马特对于大家来说‘更新鲜’，所以就转到了小说和戏剧领域。”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板结的社会土壤也出现松动。叶廷芳开始在自己所在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尝试突破过往的“禁区”。之前，同在社科院外文所供职的李文俊曾从英文翻译过《变形记》，“李文俊的夫人张佩芬也是翻译家，精通德文。她主张还是由我来介绍卡夫卡。于是，我赶出了一篇评论《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一同刊载在1979年第1期《世界文学》上。”
彼时，《世界文学》刚刚复刊不久，发行量多达三十万份。叶廷芳的介绍立足于对卡夫卡的肯定，使许多人意识到过去饱受批判的现代派并非一无是处，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署名，叶廷芳用了自己名字的谐音“丁方”。“老家人用方言称呼我，就念成‘丁方’。后来看发了也没事，胆子就大了，又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之后陆陆续续以专著形式‘再论’卡夫卡，一发不可收拾。”
叶廷芳在一次采访中介绍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十年，整个中国的翻译、研究工作几乎都停止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彻底放弃了学习。比如说，从1975年到1977年，那段时间没事可干，我们就想了一个招——当时鲁迅走红，而鲁迅对外国文学倡导‘拿来主义’的态度。我和所里几位不同专业的同事，搞了个《鲁迅研究资料》的课题，我还写了一篇题为《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论文在上面发表。那时候的确碰到很多阻碍，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积累，没有知识和精神上的准备。”叶廷芳研究鲁迅，也借鉴于卡夫卡。他说，鲁迅时时解剖别人，同时也随时解剖自己。“卡夫卡也是一样，他不断地批判世界，也不断地批判自己。一个人，要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好。”
叶廷芳（左）与梁从诫夫妇在太湖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叶廷芳的“父亲”心结
1994年，由叶廷芳主编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漓江出版社），可以说是他研究和翻译卡夫卡的一个总结。令人关注的是，在这套全集中，叶廷芳只是集中翻译了书信和日记部分。在他看来，如果只是为了研究，似乎没很大的必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但卡夫卡的这部分创作有其独特之处。一则，书信日记在他创作中占了五分之二左右的篇幅。它们不是流水账，不是感情叙述，而是字斟句酌表达他的思想。他写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绝大部分就是他的个人独白，很能反映出他的艺术观、世界观。”他特别点出，这对读者认识卡夫卡，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卡夫卡写的情书，也会改变人们对卡夫卡的惯常的孤独者的形象。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对爱情也很渴望，而且非常热烈。”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两耳不闻一战隆隆的炮火，1917年的三四月间，卡夫卡埋首在布拉格逼仄的犹太旧城的小屋内，写作一部天书般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与当代中国学者和不少读者对卡夫卡的痴迷相映，卡夫卡本人也对中国也有着情结——他曾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通过阅读大量经过翻译的中国典籍、诗歌、传说故事，认真研究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乃至翻阅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他的一生大致经历了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这一过程。
作为一名情感丰沛的作家，卡夫卡甚至懂得古代中国的同行们“红袖添香夜伴读”的旨趣。在《致菲莉丝情书》这封信中，他援引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而倾心研究、翻译卡夫卡，也与叶廷芳特殊的个人境遇有关。在赏析《变形记》时，他就曾写道，“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甚至家庭所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这就不得不说到叶廷芳少年时代的人生变故。他最初读到《变形记》，就感到非常震惊。“它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境遇，畏父与遭弃，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原来在叶廷芳九岁那年，他和同村的孩子玩骑“龙杠”（衢州当地的儿童游戏）时，从硬木单杠上摔下来，摔伤左臂。因为误医，伤口感染溃烂，命保住了，却永远失去左臂。“这一下子让我从家里的宠儿变成了累赘。父亲总觉得我给他丢了脸，日甚一日地厌烦我，生气时忍不住就骂我‘活现眼’……我在他的面前总是战战兢兢。但父亲毕竟是父亲，考虑到我的生计，他背着我大哥做了份田契，将家里最好的一亩半地给我。‘我将来不能养活你，这一亩半地你拿它糊口，老婆我就不给你娶了。’可我没要父亲的地契，我不相信我一只手就会饿死。”
1949年初，小学毕业后，衢州当地中学照例以不接受残疾人入学为名拒绝他继续读书。在家辍学一年后，叶廷芳听一位同村的高中学长说，解放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你的身体状况或许可以上中学。由此，他顺利考取了衢州中学。当时货币贬值严重，学费以实物计算为70斤大米，父亲说拿不出这笔学费，否则会影响全家口粮。虽然一心一意想上学，却因为畏惧父亲，叶廷芳不敢有丝毫的请求和抗辩。在一个下雪天，他独自步行45里泥泞雪路，来到县城堂兄家，苦苦哀求，借到了大米，这才凑足了第一期学费。
在衢州一中读书期间，叶廷芳分外刻苦。他曾经回忆说，为了锻炼意志，每天都要比别人早半个小时起床，不管冬夏，他在操场上穿着一条短裤、赤着脚跑步晨练。等同学们都起床了，他又跑到衢州古城墙上练嗓子。“衢州一中有位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退役的司号员，参加过抗日战争。每天清晨起床、白天上下课、晚上自修和熄灯睡觉，他都会吹军号。我就以‘军号’声，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业和生活。”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至死都未竟的长篇小说《城堡》。作家用23万字来写主人公K，为了在城堡治下的村子里取得一个“临时户口”，奋斗终生而不得。“临死前，他不需要这个户口了，却又给了他了。这样悖谬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能举出很多。”值得庆幸的是，起码在读书求学的问题上，叶廷芳比K要幸运。在他看来，卡夫卡活着的时候未必知道什么存在主义，作品里也没有出现“存在”“异化”等概念。“但很显然，卡夫卡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笔下接近‘异化’的词，可能当‘疏远’来理解更恰当。其实，什么叫‘异化’，无非指的人最终走到了生存愿望的反面。卡夫卡作品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主题。”
“卡夫卡的父亲同样也是不苟言笑的，卡夫卡一直对他敬而远之。写作是他的事业，却从未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摆脱职业岗位，到柏林去待两年，搞创作。虽然父亲的经济状况允许，但并不同意。他后来写了著名的《致父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篇檄文，一篇反家长制思想、反父权文化的宣言书。我想，这同时也是他‘父亲’心结的一种释放。”叶廷芳并不讳言自己的父子关系也是如此，“我有这么一个心结。现在想来，我其实挺理解他（父亲）。他曾在搬重物时摔倒导致吐血，最后变成肺结核，十几年也没有去过医院，也不知道有X光可照。他死于肺结核。”
《贵妇还乡》剧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网 图
从书斋到广场：和迪伦马特喝酒，建言国家大剧院
除了卡夫卡，另一个在“黄皮书”里的“颓废派”作家迪伦马特也令叶廷芳念兹在兹。实际上，先于《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的发表，1978年，叶廷芳就翻译了迪伦马特与《老妇还乡》齐名的代表作《物理学家》，并且马上被上海的《外国文艺》刊出。“1979年，我在《外国戏剧》上发表了长文《别具一格的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引起戏剧界乃至文学界很大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向我约
稿，译一本迪伦马特的戏剧选集；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争相上演迪氏的两部代表作。”
1981年秋，叶廷芳亲自带着刚出版的上述译本《迪伦马特喜剧选》，去瑞士迪伦马特家中拜访。北京人艺的《老妇还乡》（改名《贵妇还乡》）导演蓝天野与他同行。1982年，由蓝天野执导，朱琳、周正、吕齐等一批人艺的“大角儿”，将《贵妇还乡》搬上舞台，戏剧脚本几乎就是照着叶廷芳选编且主译的《迪伦马特喜剧选》一字不改。《贵妇还乡》后来成为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前年还曾复排上演。实际上，叶廷芳一共翻译了四部迪氏的代表剧作：《物理学家》《老妇还乡》《罗慕路斯大帝》和《天使来到巴比伦》。它们全部被搬上中国舞台，在京、津、沪、沈等城市多次上演。他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叶廷芳一脚踩进戏剧界，搞研究、做学术的同时也常有戏剧评论见报。自上世纪80年代起，常有剧院在演出前给他和另一位研究俄语文学的学者童道明送票，等着听他们对剧本编排发表意见。在叶廷芳看来，若论当代外国剧作家在中国的上演率，迪伦马特的排名是最靠前的。“中国不少剧作家，都把迪伦马特视为现代戏剧艺术楷模。上海的马中骏、北京的过士行、长春的罗辑、西安的霍秉泉等人现在都已是知名的剧作家了，他们都是直接受到迪伦马特的启悟才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过士行明确说过，‘没有迪伦马特，我还不会想到写戏’。”
叶廷芳还曾饶有兴趣地回忆过自己同迪伦马特的交游。“迪伦马特是个很风趣的人。刚见面的时候，双方都有些拘谨。他一喝了酒，话就多了起来。他带我去看了他的书房，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很宽大。其中一半都是藏书。我看了下，里面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有中国的书，比如老庄著作。”迪伦马特告诉叶廷芳自己对中国文化很着迷，有一次，他看京剧《三岔口》，看到两个人在黑暗中打来打去，互相都没看到人，他觉得很有意思。“喝了酒以后，他谈兴很浓，我们从十二点左右，一直谈到下午四点半。”
9月27日叶廷芳过世后，他的女儿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父亲生前爱好广泛，喜欢交朋友，也喜欢亲近大自然。“他通常都会随着带着一台傻瓜相机，随手捕捉镜头。在广袤的田野间，兴之所至，他有时候还会一展歌喉，清唱几段。”
叶廷芳在田野间拍照
检视叶廷芳生前的诸多头衔，还包括“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写出万字长文《伟大的首都，希望你更美丽》，分三次被《北京晚报》转载。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大的雕塑品，会影响人的审美趣味。你看，那时北京的房子要么看着像火柴盒，要不就是冰棍式样的，太单调。”兴利除弊，20世纪80年代，针对许多地方在古遗址上重建古建筑现象，叶廷芳的另一篇文章《废墟也是一种美》，发在1987年的《光明日报》上。后来，听说圆明园要重修，1995年，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美是不可重复的》。他后来笑言，“这两句话（指两篇文章标题）后来成了圆明园争论中别人经常引用的命题，我也成了‘废墟派’的代表。”
1998年，国家大剧院开始建设筹备。他先后三次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天安门周围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建筑群，“再与它协调势必臃肿，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倒是可取的。”由此总结出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也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合拍；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最终，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设计雀屏中选，倒是同“三看”归旨不谋而合。
“我的人生可以总结为‘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无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过往接受媒体访问，叶廷芳曾以“不服输”三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况味。左臂袖管空空如也，他用毕生书写出一部人生的大书。
（本文写作参考了《叶廷芳访谈：卡夫卡精神与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作者傅小平，等文。）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