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玉娜（@归玉娜）/口述
严慌慌/撰文
我叫归玉娜（@归玉娜），198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7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我失去了整条右腿，终身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我曾被别人断言以后无法自理、嫁不出去、会成为家人永远的累赘。从小听闻这些冷言冷语，我内心虽不服，但难免有些悲观。好在母亲始终勉励着我：娜娜，以后你不管做什么，都要争一口气！
就凭着这必争的一口气，我咬牙从广西小村走了出来，成为国家级残疾运动员，一路走到省城南宁、走到北京、雅典。我拿过金牌，打破过世界纪录，退役之后又从打工妹开始做起，把人生重启了一遍。
经过多年磨合，拐杖早已成为我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总在想，倘若命运没有开玩笑，我的人生或许会平凡一些，但至少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磨难。
我们家原本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母亲是工厂里的出纳，父亲在县城的财政局工作，俩人恩爱美满。婚后不久母亲怀孕，这本是件喜事儿，可惜没几个月，父亲就因病撒手人寰。
有人劝母亲拿掉肚里的孩子，毕竟她还年轻，独身一人说不定能再嫁个好人家，带个“拖油瓶”，往后的日子注定会很艰辛。可那时我已是个五六个月大的胎儿，母亲舍不得，倔强地将我生了下来。
年轻时的母亲，清秀干练。
母亲生我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娘家远在南宁市另一个区县的乡下，虽然也记挂着外嫁的这个女儿，但由于家里孩子众多，农活繁重，交通也不便利，很难抽身过来照看。
我的爷爷奶奶倒是去过医院，但听医生说产下的是个女婴，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如今36年过去，我与他们一面也未见过，或许他们早已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亲孙女。
以前，这样的事儿在我们老家还挺常见。很多女孩儿得不到家里重视，不能上学，只能在家做家务、干农活儿，吃饭也是男孩儿先吃。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母亲向来视我如掌上明珠，从没让我受过半点委屈。
直到现在，我依然会像小孩儿一样和母亲撒娇。
当年生完我之后，母亲甚至没来得及坐月子，就急赶着回工厂上班了，毕竟她无人能依靠，怀里还多了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每天上班，她都把我带去工厂，工作时放在桌子底下的摇篮里，我哭了闹了，就把我抱出来哄一会儿。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在工厂里一点点长大。4岁那年，有人给母亲介绍了门亲事，对方曾在部队里当兵，退役后在煤矿工作时不小心伤到了腰，从此只能拄着双拐走路。在旁人眼里，他虽然身体落下残疾，但毕竟没有婚史，配我母亲绰绰有余。
母亲犹豫了一阵子，考虑到想给我个完整的家，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嫁给我继父后，她辞去工厂的工作，带着我和出租屋里为数不多的家当，从南宁邕宁区搬到了南宁良庆区大塘镇，这里是我继父的家，也是我们生活至今的地方。
右边第一栋是我家在大塘镇的楼房，共三层，第一层用作门面出租。
继父身体不便，整个家只能靠母亲支撑。我们住在二级公路旁，屋前来往的卡车不断，边上有不少为过路司机设的小饭馆，母亲每天肩挑两篮子水果去饭馆门口一叫卖。虽然不像从前做出纳那样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但对于做惯了力气活儿的她来说，也算得心应手。
流水摊的生意还不赖，能挣够家里的日常开销，只是奔波久了，身体难免有些吃不消，母亲便琢磨着寻一个固定摊位，将卖水果这门生计持续下去。
固定摊位很快就敲定了，在镇里的菜市场边上，地段好，过往人流不绝。每天天蒙蒙亮，我们母女俩就合力将一箱箱苹果、梨、香蕉、橘子等码进三轮车，再由母亲踩着三轮车从家里骑到摊位，接着把满车的水果逐一卸下来。
客人不多时，母亲会教我认秤，那是一把老式杆秤，她教我如何将秤砣与砣绳在秤杆上移动以保持平衡，教我读取秤杆上的星点。
由于母亲为人真诚、脾气温和，大家都爱与她打交道，加上我们的水果也新鲜，回头客不少，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每天收摊时，水果几乎都卖光了，三轮车上只剩下些空纸盒子，回家路上，我与母亲说说笑笑，心情总是很愉快。
母亲的水果摊，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我的继父性情敦厚，与我母亲相敬如宾，对我也不错。尽管身体不便，还总想着尽力分担家里的开支。他通常会在年初去市场买两三头小牛回来，每天拄着双拐去田里放牛，养大了再卖掉。在我们那儿，这叫做“贩牛”，是门正经活计，也能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似乎都在奔着好的方向发展。可就在我7岁那年，意外发生了。
一天放学后，我与七八个小伙伴结伴回家，没注意身后逼近的大卡车，几乎就在一瞬间，我被卷进车轮，并很快失去了意识。等再从病床上醒来时，整个右腿不见了，我被吓得大哭。尽管如此，小小的我压根还意识不到，这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是怎样的重创。
我从小是个爱美的姑娘，打心眼里不愿接受失去右腿这个现实。我总是想着有天梦醒来了，我又可以迈开双腿在山野间尽情奔跑，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可醒来后，一切都变了。
我的残疾人证，截肢后，我被判定为二级伤残。
当初母亲带我嫁过来时，本就被众人看不起，这下更是给了他们评头品足的底气，甚至有人毫不避讳地在我母亲跟前说，“这样的女儿以后没人要的，连一份嫁妆都挣不回来......”
母亲无力与他们争辩，眼下最让她着急的，是我的医药费。肇事司机不是车主，且一口咬定事故责任方在我，最终赔了几千块钱了事。而我当时做了高位截瘫手术，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四个月，母亲早出晚归卖水果攒的几万元很快花了个精光。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有次带我去医院复查，随身携带的包里装着我的病历本和后续的2000元治疗费用，没曾想在医院遇上了小偷，小偷将包划破，拿走了所有现金。一波连一波，厄运仿佛就此赖在我家不走了。
童年时代的我，相貌与母亲神似。
住院期间，母亲为了照料我，关停了水果生意，家里一下没了收入，还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钱。出院后，等不及我痊愈，母亲就不得不赶紧回到摊位上。好在当时隔壁家有个大我两岁的女孩燕姐，她很同情我的遭遇，每天坚持背我上下学，单程得花上二十多分钟，常常走得她满头大汗。
为了尽少麻烦别人，在学校我不敢喝水，生怕喝水后要上厕所。有一回我骄傲地对母亲说，今天我好乖啊，一整天都没有上厕所。听到这话，原本一直坚强隐忍的母亲落泪了。她内疚万分，觉得把我生下来后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如今又让我遇上这场横祸。
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我心疼不已。也是这时候开始，我变得格外懂事、早熟，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我每天长时间地练习靠拐杖走路，经常会摔跤，拄拐久了，腋窝也变得生疼难忍。尽管如此，那时不到八岁的我，却从不向母亲哭诉抱怨。
在学校，有些同学把我当怪人看。他们在我铅笔盒里放毛毛虫、把墨水甩在我身上、把我身下的凳子抽走，还有好事者趁我不注意一把将拐杖踢掉，失去重心的我猛然磕在地上，膝盖、手掌都磨破了皮。有次换衣服时，母亲看到了我腿上的淤青，问咋回事，我怕她伤心，只敢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的。
学生时代的我，眼神看起来有些怯懦。
为了替母亲多分担一点，读六年级时，我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赶回家做饭，饭熟后再带一份给母亲，她吃饭时，我就盯着水果摊，客人来了，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上前招呼、称斤两、找零钱。再后来，要是逢上节假日，母亲干脆将整个摊子交付给我，她跑到镇子的那头另出一个摊，挣双份钱。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因为我腿脚不便就包揽我的生活，反而一直尽最大地可能放手，希望未来没有她的庇佑，我也能自强自立、很好地活下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接受了右腿残缺的事实。每长高一些，继父就会给我做一只新拐杖，陪我一起长高的拐杖，也似乎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在学校，我最爱的就是体育课，拄拐打羽毛球，拄拐跳绳，全都不在话下。甚至没有拐杖，我也能很好地掌握平衡。初中在学校寄宿时，还特意选择了上铺，每天单靠一条腿爬上爬下，猴子般灵活。也因为这样，当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学校选拔残疾人运动员时，17岁的我被老师、同学一致推举。
初三毕业时，我（第三排，右二）与老师、同学的合影留念。
那天下午，我被教务主任带到办公室，里头乌泱泱坐满了人，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男子问我是不是喜欢体育运动，我点点头。他又问我愿不愿意成为运动员参加比赛，我觉得新鲜，也由于对当下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拿着工作人员给我的通知书回了家。在家里，母亲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喜欢吗？想去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母亲说，那你就去吧。
集训地点在南宁市体校，从我家过去，得先坐个把小时的中巴车到南宁市汽车总站，再转40分钟的公交车。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母亲生意忙，也没说要送我。临进校门时，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我扭头瞥见了街对面母亲一路跟过来的身影。没等她注意到，我就赶紧回过头来，边擦眼泪边大步向前走去。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彻底让她安心。
这是南宁市体校门口如今的样子，我在里头的训练时间有两年。
2001年7月，我进入进南宁体校集训，意味着正式成为广西省残疾人运动队的一员。这里包吃住，每月有90元补贴。和我一块儿进队的运动员有十几名，都是身体不便的残疾人。
而我在这群人中，又格外显得个头小、身子单薄，因此，当游泳、羽毛球教练来选择队员时，全都略过了我。最后是田径队的钟文教练将我挑了去，他看我身子轻盈，断定我会是个跳高、跳远的好苗子。
集训的生活单调而充实。我们一般在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开始晨练，晨练一小时后吃早餐，饭后继续训练……跟在学校的作息差不多。我的主项是跳高，副项是跳远。为了发展腿部支撑与蹬伸动作的力量，我要用力“扛起”比我整个人还重的杠铃，每天不断重复助跑、踏跳、腾空、落地这些枯燥的动作。
由于只有一条左腿，我常常要整个身体狠狠地摔进沙坑里才能稳住重心。高强度的练习让我浑身酸痛，腰部、头部也频频负伤。
17岁的我还比较青涩，身材看起来很纤瘦。
我深知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车祸后还常年贫血，身体素质也不如别人好，只能付出加倍的努力。队友躺在床上休息时，我就默默地踮脚尖、做蹲起，锻炼踝关节的力量，接着在床上做腹肌练习，再拉伸，差不多花费近两个小时。如果不是怕过度训练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我会对自己更狠一点。
集训了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带去南京参加全国锦标赛。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广西省，兴奋得不得了，临行前与队里的朋友结伴上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行李箱装得鼓鼓囊囊。绿皮火车走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南京。
还来不及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紧张的比赛就已经要开始。令人崩溃的是，正式开赛后的第一个项目竟然是跳高，而我又是跳高项目中排在首位出场的运动员。从未有过大型赛事经验不说，在之前的两个月训练中，我甚至从未能越过跳高的那根横杆，心中的紧张可想而知。
最后，我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上场，没想到不仅越过了横杆，还拿了个全国第五名，在广西省队一炮而红。
我参加跳远比赛时的照片。
我拿到名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母亲一直盼着我能有项傍身的技能，如今可算是有了。两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年末，好消息再次传来——我收到了入选国家队的通知，也是那年广西省唯一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残疾人运动员。
成为国家队运动员后的生活，和在省队也没有太大差别，无非是集训、比赛、集训、比赛、集训……这样循环往复。非得说出什么不同的话，每月90元的补贴涨到了每月300元。最重要的是，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体育竞赛了。
2002年在国家队，我与我们跳高组队员的合照。
2004年，我获得了参加雅典残奥会的机会，这个名额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每个项目只能去一个人。备赛期间，我每天都拼尽全力，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全在训练场上度过。或许是由于神经过度紧绷，我在一次跳远训练时不幸崴到了脚踝，当下就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教练吓傻了，一把冲过来把我抱去医院。最后在医院打了石膏，还坐上了轮椅，此时离奥运会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医生对我说，比赛你就不要想了，安心养伤吧。听了这话，我立马崩溃大哭，我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参加奥运会，可现在说不行就不行了吗？
既焦虑又绝望，但我依然不肯放弃。下半身不能动弹，我就每天锻炼上肢的动作和力量。拆完石膏后，也尽心尽力地泡脚、敷药，没等痊愈，又不顾教练劝阻，偷偷跑去训练场上练习。也不知是不是被我的坚毅打动了，领导最终没撤掉我的名额，让我随队去了雅典。
2004年，我随队出征雅典。
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一时让我成了家乡的骄傲。有邻居在电视上看到我了，还激动地跑去跟我母亲报喜：我看到你女儿了，你女儿好厉害！我母亲，这个外嫁过来、常年被嫌弃的女人，终于因为女儿挺直了腰杆。可惜的是，由于赛前的脚踝受伤，加上发挥失误，我最终无缘奖牌，这场比赛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三年后，在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上，我拿到女子“F42级跳高”（F代表径赛，42代表下肢截肢）项目第一名，并以1.50米的成绩一举打破残疾人跳高项目的世界纪录，总算弥补了雅典奥运会上的遗憾。
2007年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上，23岁的我打破了世界记录。
同年，我被推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将代表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广西南宁的传递。圣火传递那天，我右手拄拐，左手高高举起祥云火炬，跑过了200米的距离，市民夹道欢迎，将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我。这是我至为荣耀的时刻，永生难忘。
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把这张照片放进相框，挂在家里。
作为专业运动员的16年，我获得的奖牌不计其数，我找到了自身价值，也获得了意义感，但由于常年专注体育训练，难免与社会脱节，内心也总被一团深深的焦虑包裹。毕竟运动员是靠“青春”吃饭，一过三十，身体机能就大不如前，迟早还要回到社会。
为此，在国家队的这十几年间，我不但在训练间隙自考了成人大专的社会工作专业，还报班学了计算机课程。
2002年，我（后排右一）在广东与计算机班同学的合影。
2016年，32岁的我在训练时频繁受伤，跳高、跳远的成绩也一次不如一次。因为害怕自己找不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迟迟拖着不愿退役，转而去学了一年对体能要求没那么高的射箭。次年，在全国残疾人射箭锦标赛中，我的成绩平平无奇，仅拿了个第13名。直到这时，我才不得不面对终究要离开国家队这个事实。
练习射箭的一年里，我的肩膀也受伤了，身体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2017年6月，我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当时也没准备简历，在网上看见哪家公司在招文员、助理，就直接跑去应聘，前后跑了十几家公司，都是还没等我说什么，光是看到我这幅样子，对方就连连摆摆手说不需要。
心灰意冷之际，我随手在射箭群里发了条消息，问有没有人能介绍工作，其中有个网友说，他有认识的人在江苏盐城开了个生产家居软装的工厂，可以帮我引荐。这差不多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不及细想人家是不是骗子，就孤身去了盐城。
一旦要回归社会，我的这堆奖牌好像就失去了所有的光芒。
万幸的是，工厂老板人很和善，不仅录用了我，还考虑到我身体不便，给安排了“线上客服”这个最轻省的活儿，朝九晚五，对着电脑打打字就够了。
过去的十多年，我每天都在运动场上驰骋，如今却一屁股坐在工位上半天不得动弹，让我觉得极其不自在。加上我性格本就开朗，爱与人打交道，这会儿却只能对着电脑聊天，着实憋闷。
客服做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主动向老板申请转销售岗，诚恳地表示自己渴望出差。老板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四处跑销售的女性本就少，何况我还有一条腿。但我不依不饶，向他保证在一个月内做到销售冠军，如果不能，我就离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老板只得同意试试看。
我出差时的装备很简单，一根拐杖、一个双肩包、一只拖箱，包里装着换洗的衣服，拖箱里是沉重的板材样品。我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建材市场跑到另一个建材市场，每个市场要跑透，挨家挨户与客户谈生意。
这是我出差时必带的拖箱。
有一部分客户看到我后避之不及，他们觉得我是在利用人的善良谈业务，害怕自己因为心软被骗，常常等不及我开口，就把我往门外赶，和我当初求职的遭遇差不多。
但更多的是第二种客户，他们佩服我的坚毅，认可我的品质，继而愿意去了解我推销的产品。我理解前者，更感谢后者。是后者的信任，让我成了当月销冠，销售额超过50万，而公司平时的月销售额顶多也就40万。
回来后，老板破格将我升为销售经理，带领十来个人的团队。成为经理后，我依然热衷于四处跑业务。退役前我曾考取残疾人C5驾照，这下刚好派上用场。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我买了辆车，经常独自驾车去各个城市出差，最远的一次，从无锡开到内蒙，花了二十几个小时。
这是经过特殊改造的残疾人专用车，如今我的车技很娴熟。
去年，由于贡献突出，我成了这家公司的三个合伙人之一。我内心一直有个执念，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认准了，定要拼尽全力把它做好。从前作为专业运动员是这样，回归社会后依然是这样。
今年疫情发生后，公司业务受到影响，我因此有了些个人时间。我没闲着，每天都会跑去健身房锻炼，没事就拍一些短视频发在抖音上，竟然获得了20余万粉丝的关注。我还在江苏一次健美大赛中获得冠军，朋友把我拄着单拐参赛的视频发到网上，也获得了很多点赞。
上个月，我在“奥赛之夜”健美大赛中获得B组并列第一名。
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下，我越来越自信。除了处理公司业务，我还喜欢健身、爬山、骑马、游泳、旅游……健全人能做的，我也都能。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都会觉得可惜，甚至有些同情，其实没这个必要。我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我走出了家门，甚至走出了国门。我的生活丰富精彩，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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