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美国媒体评论家波斯曼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中指出，当代社会是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
然而压迫他们的不是独裁政府无孔不入的监视和铁腕管治，而是他们自己像瘾君子一样对形形色色的消遣和娱乐沉迷至不能自拔。这正是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另一本反乌托邦经典《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绘影绘声述说的情况。这样看现代人的处境，不无偏颇，也难逃被批评为美国中心主义（Americentric）。
媒介文化研究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和他的著作《娱乐至死》。
波兹曼视之为精神鸦片的大众娱乐事业，例如电影、电视和电台，当年在美国的发展已极为发达，并逐步建立全球的文化霸权。《娱乐至死》的剖析，因而最适用于美国社会。其实软硬可以兼施，政府的雷霆手段配合财阀的怀柔政策，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把对极少数人有利的现状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35年后的今天，人类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无法逆转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警惕的不再是“娱乐至死”（amused to death），而是“分心至死”（distracted to death）和“中谣至死”（disinformed to death）。
新一期《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刚好是《中谣至死》。作者弗德蓝（Jonathan Freeland）是英国《卫报》的专栏作者。他指出，很多人以为“造谣”是故意散播假消息和假新闻，其实不然。造谣得逞，阴谋论可信，往往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最狡猾、最具杀伤力的造谣，是将已知的事实或已发生的事情从它们所属的情境抽离，为本来全无根据的指控或说法提供一定的事实基础和可信性。很讽刺，在今日西方社会和发达城市，最善于以这种方式造谣的竟是很多已成“说谎机器”（lying machine）的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但在今日世界，更准确的说法是谣言止于知者。自由、开放和文明的社会必须在充分掌握与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运作。因此，侵蚀民众区分事实与谣言的能力，就是损害社会的自由、开放和文明。
在疫情肆虐之际，这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政府讲真话，传媒如实报导，征询专家的意见，确保与疫情有关的准确信息有效流通，是对抗大传染病的关键。美国人的不幸，是在百年一遇的疫情来袭之时，由一个百年不遇的反智和反科学的领导人掌舵。造谣既是此人的登龙之术，他自然不相信事实，更无法理解谣言与事实之分别。结果，疫情会在瞬间消失的“神奇想法”（magical thinking），以及呼吁国人把漂白水注入体内的伪科学，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两大法宝。
英国人比较幸运，昔日为支持脱欧而高呼“我们已经受够了专家”（we've had enough of experts） 的大臣高官今天迷途知返，信誓旦旦说他们会“谨遵科学的指示”（follow the science ) 。
造谣的目的是启人疑窦。怀疑本是求学问的态度和做科学的精神。伽利略说怀疑是发明之父，在哲学家罗素的眼中，怀疑是智慧的开端。于写评论的人而言，对事情抱所谓健康的存疑（healthy skepticism），更不可或缺。
可是，于公众的脑袋里播下怀疑的种子，却是消灭政敌，或至少毁其清誉的杀手锏。权倾朝野的美国联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说，要毁损一个公众人物不难，只要散播一些半真半假的陈述（half-truths），让公众对他的诚信产生疑虑就可以。
前美国总统小布什2000、2004年两次竞选胜利的幕后功臣，是在共和党内有操控大师（master manipulator）之称的罗夫（Karl Rove）。他认为，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设计种种的事件和处境，令公众对他的人格或能力产生疑问。他称这做法为“the art of engineering doubt”。
造谣者能否得逞，还要看公众是否愿意做奥赛罗。奥赛罗（Othello）是莎士比亚笔下手刃妻子的悲剧英雄。真正令奥赛罗对妻子苔丝狄蒙娜（Desdemona）的不贞深信不疑的，不是他阴险下属伊阿古（Iago）拾起的那条手帕，也不是伊阿古的谗言，而是奥赛罗自己的疑心。
林沛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