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佳南
编辑/石爱华
周福彬与母亲合影
2004年，在定期b超检查中，15岁周福斌的左肾“没有检测到回声”。
此后，周福斌和家人的生活轨迹也随着左肾的“消失”彻底改变，他们怀疑，肾脏在早年的一次手术中被“偷”，十六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答案。虽然周福斌因“找肾”陷入官司，耽误了学业，但他曾认为“少一个肾没什么大不了”。直到谈婚论嫁时，女方父母以“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人”为由回绝了婚事，他才开始意识到了旁人对他的偏见和歧视。
有几年，他为此沮丧失眠、偷偷流泪，和朋友发火、不敢投入新的恋情。但听得多了，周福斌学会自我开解，“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说话打击人，那我就穿个铠甲出门。”
真正让周福斌担心的是母亲。这些年，妈妈不断上访，先后被劳教、拘留，如今涉嫌寻衅滋事被判刑两年。
看到被告席上的母亲头发全白了，周福斌想要快速结束这一切。开腹验肾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左肾是缺失还是萎缩，答案就在我身上”。
2020年12月底，周福斌觉得腰酸背痛，到医院检查
消失的左肾
2020年岁末，在连续几日奔波劳碌，腰部酸痛难忍的情况下，31岁的周福斌决定去医院检查，骨科医生看片子时，他小心求证腰疼与肾脏无关后才放心。
十六年前发现左肾缺失后，去医院拍片就成了周福斌熟悉的场景。最初是为了寻找“丢肾”的原因，最近几年，他都会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去做检查，确认仅剩的一个肾是否健康。
1989年，周福斌在福建的外婆家出生，妈妈吴碧粒擅长裁缝手艺，带了很多学徒，父母每月能赚两三千，在当地算是条件不错的家庭。
1997年，父母带着8岁的周福斌回到江西省贵溪市的老家读书。那年一月，周福斌在街道上玩耍时，被装沙的农用小四轮车撞到，腹部被车轮压伤。因伤情严重，他被送到贵溪市人民医院救治。入院的CT报告显示，周福斌左下肺挫伤，右侧胸腔积血，脾破裂，并注明双肾形态、密度属正常。医院当天就进行了手术， 44天后周福斌顺利出院。
在父母精心照料下，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后来也很少生病，那场车祸也随着周福斌长大，变成一件旧事。他记忆里，自己的童年过得“阳光自信”，他自认为比身边其他孩子幸福满足。直到15岁的一次体检，改变了一切。
2004年，15岁的周福斌上初二，那年开始，他学习成绩突然下降，精力很难集中。他将这些问题归结于生活的变故，那年，常年照顾他的母亲去了福“单肾，就是后天手术切除。
周福斌只在儿时出车祸时做过手术，当时也并没检查出肾有损伤。回家后，妈妈翻出七年前的片子，入院CT报告上明确写着：双肾形态、密度属正常。他听父亲说，当年出院前，父母曾要求医院为他做全身检查，最后医生只给他拍了胸片，而这个胸片并没有拍到左肾的位置。发现左肾情况异常后，周福斌和父母又一起去此前手术的贵溪市人民医院拍了CT，结果显示“左肾缺如”。医生解释，“缺如”就是“没有”。
全家人陷入不解，手术前还有的左肾是怎么消失的？那之后，周福斌的父母找理由复印出早年病例，带着这些材料去贵溪市法院立案，父母认为，是贵溪人民医院手术中“偷”了他的肾。
周福斌听父母说，贵溪市法院最初并不受理，而是以属医疗纠纷为由让他们找医院解决。之后，贵溪市卫生局参与处理，给出“左肾萎缩，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因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他们在2005年5月先后到上海瑞金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仍是“左肾缺如”。
当年，初中年纪的周福斌还没意识到少一个肾意味着什么，只是懵懂地跟着父母一起往返于各地医院做检查，生活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直到一天放学回家，父亲告诉他母亲和哥哥被拘留了。
那是2005年6月，父母和几个亲戚去找医院讨要说法，双方发生冲突，医院报了警。妈妈、堂哥和两个表哥被拘留了15天还交了罚款。
很多年以后，周福斌才从爸爸口中得知，为了立案，父母吃了很多苦。2005年拘留事件后，父母四处奔走求助时，遇到了江西电视台退休的老记者胡伦逵。热心的胡伦逵前往周福斌的老家了解情况，还帮他们写了一份报告。父母去贵溪市政府守了几天，终于将报告交给市委书记，几天后，法院对周福斌诉贵溪人民医院手术失肾一案以民事纠纷立案。
车祸入院时拍下的CT可见双肾都在
没有结论的鉴定
16岁到20岁，周福斌是在官司中度过的。从2005年至2009年，他和贵溪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案开庭四次，周福斌前后总共做了十几次的检查和鉴定。
检查和鉴定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有的认为周福斌左肾较小或萎缩，有的认为“左肾缺如”。
为了配合做检查和打官司，周福斌经常要向学校请假。他家离贵溪市40公里，离南昌市200公里。他记得，每次都是爸爸骑着摩托载着他和妈妈去贵溪，再乘最近一班火车去南昌，争取当天往返。一次，摩托车半路坏掉，三个人只能推着车前进，晚上十点才到家。第二天，周福斌一早又赶回学校上课。
周福斌记忆里，最为混乱的一次开庭是2008年在鹰潭市中院进行的二审。当时，周福斌的代理人出庭，要求鉴定机构的专家在CT上找出那个萎缩后3.2厘米长、0.9厘米宽、0.7厘米厚的左肾。周福斌回忆，他当庭也要求专家进行测量但被法警制止，之后专家被带离法庭，庭审在混乱中仓促结束。
鹰潭市中院终审判决认定，多家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不能确定周福斌左肾缺如还是萎缩，根据公平原则，贵溪市人民医院一次性补偿周福斌经济损失15万元。
终审判决后，因左肾为何“消失”仍没有结论，周福斌父母不服判决上诉到江西省高院，2009年12月，再审申请被驳回。此后，周福斌的母亲开始上访。
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周福斌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多年之后，周福斌走上社会，才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丢肾”这个事怎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他随着父母往返各地，耽误了学业，成绩下滑，初三时从尖子班退到普通班，最终没能考上贵溪市一中，他就不愿意继续读书了。
周福斌总会想，如果没有发现自己少一个肾，他也能平平稳稳地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有时，他希望后来的经历是一场梦，梦醒时，他还在小学课堂上。那时，“一切还充满希望”。
周福斌工作照
“不健全”的男人
初中毕业后，周福斌先是投奔亲戚做小生意，之后去浙江义乌给一个做水电工的亲戚当学徒，出师后和几个朋友搭伙承接水电安装的业务。
如今年过8旬的记者胡伦逵记得，他早年采访此事时曾问过周福斌长大后的志向，“他说长大了想开火车、开飞机”。看到在外打工的周福斌，胡伦逵很感慨，“肾丢了，毁了一生”。
对于缺失左肾的影响，周福斌是一点点察觉到的。一开始，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不知是心理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会感觉右肾一侧偶尔酸痛。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会主动上网搜索有关肾脏的知识，“很多人有误解，一个肾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他认为自己身体一直很健康，和同龄人没什么差别。
19岁时，周福斌回乡赶上征兵，因为曾经的当兵梦，他参加了体检，但最终没能过关。
事实上，缺失左肾的影响早已远超周福斌的预想。在农村，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加之母亲吴碧粒常年上访，“八岁男童丢肾”的事整个镇子甚至贵溪市的人都有所耳闻，只是不一定知道“丢肾”的人就是周福斌。
邻村的赵明比周福斌年长几岁，他十几年前就经常听村里人讲起这个事。在义乌打工期间，赵明和同乡的男人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不免聊起“肾不好影响性生活”的话题，后来有人告诉赵明，一同干活儿的周福斌就是当年“丢肾”的那个人。
赵明说，当着周福斌的面，老乡、朋友很少会提起“肾”的话题。赵明坦言，周围的朋友不太会给周福斌介绍对象，即使介绍也不会介绍老家的人，“他的事情老家很多人都知道，不会愿意的”。
周福斌的感情的确因为少肾遭受过打击。2014年下半年，25岁的周福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堂哥隔村的朋友看他收入还不错，就介绍自己的堂妹给他认识。周福斌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一两个月，见过后彼此也都比较满意。过年时，周福斌家请了堂哥和同村的叔叔作媒人，去女方家说亲。他嘱咐堂哥要告诉女方自己少了一个肾的事情。
堂哥并没按照周福斌的要求向女方说明少肾的事情，他深知，这事在农村很影响婚事，“自己的弟弟，身体也健康，不想特意说他的不好。如果说了，可能会成不了。”
后来，女方父母还是打听到周福斌少肾的事情，他们跟媒人直说，“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人，可能中年就走了，对女儿没保障”。周福斌记得，媒人带话回来后，母亲当场哭了。那之后，母亲又开始上访，一年比一年频繁。
婚事没成，周福斌觉得“脸丢大了”，他把女孩的联系方式删掉，从此再无联系。
之后的两三年，周福斌变得颓废敏感，“我很介意‘男人少个肾就是不健全的’这句话，总觉得自己是个不健全的人”。他不再主动招揽生意，白天有活找来就做；晚上一个人时，他常常失眠，难受得流泪。好朋友一起喝酒，劝他说，“喝酒伤肾，少喝点”，他会突然发起脾气。
看着周福斌受到打击后颓废的样子，堂哥对他心怀愧疚，经常陪他聊天到很晚。遇到合适的女孩，堂哥还是会操心帮他介绍，但周福斌总是推拖着不见。
后来，周福斌在义乌曾谈过一个女友，两人已经共同生活。有了之前的经历，周福斌没有和女友坦白，总是担心女友知道实情后会是一样的结局，检查少肾的CT报告也被他藏在房间里。后来女友觉得周福斌感情不够投入，两人最后还是分了手。
周福斌有时会想，如果自始不知道自己少了个肾，他也不需要纠结如何向女友坦白问题，“如果双方刚认识，我见面就说自己少了个肾，那这辈子只能单身了”。
最近几年，周福斌开始积极生活锻炼身体，图为他参加户外活动的照片
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2017年，周福斌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到周围的同学娶妻生子，混得好的买房子、买宝马，他觉得自己不能这么颓废下去，“肾又不是我卖了，错不在我，我也是无辜的，没有什么不好面对的。”
他也想明白了：人生还很长，如果自己勤快些，多赚些钱，事业方面做得好一点，父母也能开心一点。他开始看一些励志的书，尝试爬山玩儿户外，体验摩托骑行。他慢慢觉得“人活着还挺有意思的”。
29岁那年，周福斌看了一部名叫《奇迹男孩》的电影。电影中的男孩因出生后脸部畸形从小受人歧视，“我和他一样也被歧视，他是外在的，我是内在的，他比我更惨”。从电影院出来他发了朋友圈：看完找到太多共鸣，你不需要“比别人好”，你本来就与众不同，与自己心中的“恶魔”作斗争，善良、真诚何尝不是一种自爱。
即使现在，周福斌还会经常感受到偏见，但他的态度已经变得积极许多。前几天，几个大姐聊起他少肾的事说“男人少肾体力肯定要差一些”。一个大姐当面问他，“拿掉个肾，人怎么活呢？”周福斌反问，“你看得出我现在少一个肾吗？”村里一个长辈担心他很难娶到老婆，周福斌笑说，“你小看我”。周福斌不再回避，“我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说的话打击人，那我就穿个铠甲出门。”
周福斌想把更多精力放在家人身上，妈妈从不会给他讲述多年上访的经历，他只好在网上搜索“上访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最近才从母亲的朋友那里得知，妈妈在北京，有时租住在十元一晚的地下室床铺，有时在桥下打地铺，睡在信访局门口排队。
从2017年开始，他经常打电话劝上访的母亲回家，看母亲上访多年也没有答案，他希望母亲不要继续奔走，“况且我自己也能弄”。
过年回家，周福斌会安慰母亲，称自己赚到了钱，虽然没结婚，但日子不错。他还会劝妈妈在家给哥带小孩。但每次母亲都以同样的问话终结话题，“要不你先把老婆讨回来，我就在家安安心心带孙子。”
母亲吴碧粒每次出门，周福斌心里都特别害怕和担心，他极力劝导妈妈别再为这事情奔走，还是没能说服她。
2018年提交的开腹申请书
申请开腹验肾
为了不让妈妈太辛苦，从2017 起，周福斌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权。在退休老记者胡伦逵的帮助下，他给最高法、最高检、各级监察委员会、中央督导组等递交材料。
“丢肾”十几年，始终没有明确答案，周福斌也难免心烦，胡伦逵印象里，“周福斌曾经冲动的做过蠢事”。17年上半年，周福斌和母亲去鹰潭市检察院提起抗诉，检务大厅接待的人对母亲态度很差，言语中有些不尊重。后来，周福斌拎了一桶黑漆把检察院检务大厅的牌子泼成了黑色。周福斌没有离开，后被带到了公安局，第二天，公安局局长查到他没有犯罪记录，也求证了他确实有个上访多年的案子，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上访多年，周福斌明白，了结这桩案子的关键还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搞清“丢肾”的真相。早在2007年2月，周福斌一家就看到了尘肺病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新闻，有了先例，父母也提交过开腹验肾的申请，但一直没收到答复。
在2007年10月，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意见也提出，确定左肾是手术切除的还是外伤后萎缩的，最终的方法是手术探查。但专家也指出，此法为创伤性、非常规性检查，有违医疗宗旨，故不主张做，也不受理此类鉴定委托。
2018年，为了在贵溪市法院重新立案，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周福斌随起诉书提交了开腹验肾的申请书。周福斌想得清楚，“我妈妈为了这桩事情，上访了那么多年，我也希望能早点解决。” 但始终，开腹验肾的事情没有顺利推进下去。
去年，母亲因上访被判刑，再次唤起周福斌开腹验肾的决心。2020年春节前，母亲在北京边打工边奔走信访，周福斌帮母亲定好了1月15日回乡的车票，并计划凌晨三点在鹰潭火车站接她回家。那天，周福斌看到母亲走出车站闸机，他伸手去接母亲的行李箱时，几个人就把妈妈带走了。他一问才知道对方是民警。之后，吴碧粒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020年10月，贵溪市法院认定，吴碧粒上访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判刑两年。
自去年与母亲车站一别，周福斌只在庭审时通过屏幕见过妈妈一次，妈妈似乎一下变老了，“头发全白了”。
想到母亲还在看守所，周福斌想尽快了结“丢肾”的案子，让全家回归平静安稳的生活。虽然一直坚信左肾是被摘除的，但周福斌和家人也做好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哪怕真是萎缩，我会认命”。周福斌说，如果鉴定结果为肾萎缩，他愿意退回贵溪人民医院15万元补偿并赔礼道歉、停访息诉。
开腹验肾成了周福斌最后的选择，“答案就在我身上。”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赵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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