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51期，原文题目《咸宁：家有“江西老表”》严禁秘密转载，侵权必须调查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湖北境内最复杂的地区显然是咸宁。
”不断对家乡方言刷新认知的我，决定挑战难度系数最高的咸宁。记者/陈璐
摄影/黄宇
贯穿刘家桥村的白泉河
刘家桥村位于咸宁桂花桥镇，距离市中心大约20公里，4个世纪里刘氏族人在此聚族而居。刘家桥村的方言是典型的咸宁咸安区的方言，这里因此成为我们踏访的第一站。
作为黄冈人，觉得湖北话好懂，这是我最初选择湖北方言的原因。为什么要来咸宁？省会城市武汉曾是我的第一选择。但当我向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汪国胜教授请教时，他很快否定了我的这个想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湖北境内最复杂的地区肯定是咸宁”。
湖北方言按使用人口数量依次为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赣语。包括武汉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讲西南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北方话，总归是不算太有难度。曾经我一直觉得武汉话和四川话几无差别，现在看来并不是毫无依据，毕竟大家熟悉的四川话也属于西南官话区。反倒是我的老家黄冈，明明毗邻武汉，讲的却是江淮官话，和南京话同属一个语言区，令我有些吃惊。
而咸宁，位于鄂南地区，地处湖北、江西和湖南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的特殊造就了当地方言中湘方言、赣方言成分互相渗透、杂糅，同时还受到湖北省内其他方言特别是武汉方言的强势影响，一直备受包括赵元任、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的关注。
咸宁话难懂。从武汉站坐上20分钟高铁到达咸宁后，我就奇怪，作为一座地级市，为什么咸宁人都讲普通话？前来接我们的是湖北科技学院的语言学教授王宏佳，他解答说，咸宁市下辖咸安区、赤壁市、嘉鱼县、通城县、崇阳县和通山县，这一区一市四县，，不仅与湖北其他地区方言相差甚大，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很难依靠方言沟通。因此，他强调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万万不能把各区县方言统称为“咸宁方言”。
为什么咸宁会形成当下复杂的方言局面？在进入咸宁后，我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对于所谓的古村落，我心里没什么期待。但当车停在刘家桥村口时，我却完全被眼前古朴而典雅的景色给吸引住了。午后天色正好，远处山峦起伏，一座单孔廊桥掩映在大树下，将河岸两侧的明清传统民居连成一个整体。
在廊桥桥头摆摊卖野生百合的老汉刘纯桃，据村民介绍是最熟知本村历史的。但他却对我们的来访非常警惕，因为即便自己“对宣传本村历史做出贡献”，却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连一个月800元工资的打扫工作都得不到，“给你们讲，又有什么好处？”最后，靠着一包烟的“收买”，刘纯桃这才打开话匣，“我们是明朝从江西过来的。”
刘家桥，在古代和近代都是从江西前往咸宁、汉口的必经之路。根据族谱记载，刘家桥村人的祖先名为刘用谋，曾跟随朱元璋起义。洪武十一年因病告休后，刘用谋在儿子刘元牙的陪同下，准备回到家乡江西瑞州天宝，却在途经咸宁时不幸卒于白沙村。刘元牙将父亲下葬在白沙附近的刘祠村后，便停驻在此繁衍生息。清朝乾隆年间，刘元牙的后人刘伯常，偶然间发现刘祠村十里外有块风水宝地，四面环山，但中间的空地十分开阔，有小河从中穿过，便带小儿子刘如鹤迁居于此。
“所以我们老家在现今的江西宜丰县。”虽然刘纯桃从未去过江西，但也并不妨碍他言语间对老家充满感情。去年宜丰县有大批刘氏族人专程过来认祖归宗，更令刘纯桃对这段历史坚信不疑。尽管刘家桥村人和留在宜丰县的远亲，早就在漫长的历史中讲着不同的语言，沟通不便，但他们仍在老屋里为远道而来的族人举办了盛大的仪式。
老屋是刘如鹤最初修建的祖宅，位于村东岸，是鄂东南传统的天井院式民居建筑。因为年久失修，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只剩下零星老人还居住在这里。院墙高门的牌坊上，写着“彭城世家”几个大字。彭城，指的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彭城王刘交。刘家桥村常被冠以“大汉皇族村”的噱头，也正是因为传说祖先刘用谋是彭城王的第五十三代后人。
像“彭城世家”这样写在门楼上的门楼字，在咸宁并不少见。
王氏后人和王民藩故居，这座咸宁最著名的故居讲述了一段家族移民史的故事
咸宁大多村落至今还保持着聚族而居的风俗，同村人基本上同宗同源，传统氏族习俗也保留较多，家家户户基本都能讲述自己的家族起源、世系传承。
在我们走访的地方，一个个氏族聚集的村落，其祖上是从江西迁来的说法不绝于耳。实际上，“江西老表”，对于湖北人而言，是个熟悉的说法。小时候，当家里老人称江西人是“江西老表”时，我常以为这是句骂人的话语。然而，这涉及的其实是一段跨越几百年的移民往事。“筷子巷”“瓦屑坝”“瓦夹街”等江西地名是无数湖北人世代相传的故乡。近现代形成的赣语“大通片”
鄂东南地区有70%人口都来自江西。咸宁电视台曾制作过一期纪录片《寻找瓦夹街》，讲述的就是咸宁人口口相传的“瓦夹街”“筷子巷”“瓦屑坝”等地名究竟在江西哪里。南昌的瓦子角和筷子巷都曾是人口集散地，历史上许多移民从这里出发前往他乡。瓦屑坝则位于鄱阳湖，是江西前往湖南湖北的古码头。这些地名原来并非故乡，而是先民们背井离乡的最后一站。
咸宁的方言属于湖北境内的赣语。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曾分析赣语对湖南湘语的影响，“赣语区以外湘阴、新化的江西移民分别达到外来移民总数的72%和75%，故赣语影响才能与新（老）湘语相匹敌。更向远处，永定和靖县江西移民在40%以下，赣语特征已成强弩之末，影响甚微了。”由此推测，咸宁所在的鄂东南地区必定是有非常大批量的移民，才会受到赣语影响如此之深。
“咸宁地区属于赣语大通片，出现时间较晚，是近现代才形成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阮桂君解释道，“湖北的赣语源自近代以来的两次历史事件，即明初的江西填湖广和清朝的湖广填四川。受到战乱影响，江西一大部分人被东迁到了湖北和湖南。此时江西的赣语区已经形成，所以这群移民的赣语被带到两湖境内，和当地受到官话和楚语影响的本地方言接触后又产生了变异，成为赣语的一个分支。现在湘鄂片的赣语，我们在学术上称之为大通片。”
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乱曾致使两湖地区“十室九空”，这便是明代初期“江西填湖广”运动的起因。“当时非常重要一场战役是陈友谅和朱元璋的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是湖北洪湖人，很多士兵都是从湖北、湖南各地招募的。战役失败后，导致两地人口流失很严重。历史上的江汉平原，因为水涝灾害地广人稀，但是江西却是富饶之地。所以明朝政府建立后，就把江西的人口分数次迁徙到两湖地区，对湖北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因为鄂东南地区属于山区，交通闭塞，受外来影响较小，语言的稳定性也比较强。”王宏佳解释道。
也正因如此，咸宁方言中保存了不少上古和中古音。“古无舌上音”，这指的是上古时期是没有“zh”“ch”“sh”这几个翘舌音的，现在的翘舌音都是从“d”“t”中变化而来。崇阳和通城方言里的部分词汇保留了这样的习惯，当地人把“猪”读作“dou”，“车“读作“ta”，这就是上古音的保留。而通城、崇阳和赤壁三个县的方言里的全浊声母读送气，以及咸宁地区大量存在的入声字，都是中古音的保留。此外，通山县方言里有尖团对立，这是直到中古时期还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比如“九”和“酒”不同音，这种情况从京剧“小姐”和“相公”中的“小”“姐”“相”的读音里可见一斑。也就是普通话里读“j”“q”“x”的一些字，在方言里读“z”“c”“s”。
刘家桥村的廊桥有过热闹非凡的景象，村民曾在桥东烧制茶水，供往来行人饮用
全浊声母读送气和入声正是咸宁被划入赣语区的重要特点。而不同县市的保留不同，则体现了不同时期移民迁入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除此之外，本地楚方言也仍然遗留在了咸宁方言中。
《诗经》中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木瓜、木李和木桃的说法至今存在于咸宁方言中。不过现代人吃的木瓜，是明朝以后的“番木瓜”，是种舶来品。《诗经》中的木瓜又是什么呢？
王宏佳拿出一张他拍摄的照片，缠绕在树干上的藤蔓上，长出了一个个绿色的果实，“我们当地人把它叫做‘木瓜’，是用来制作凉粉的食材。”用纱布袋套住果实，放在凉白开里慢慢搓揉，黏稠的汁液从纱布中渐渐析出，再把收集到的汁液放在冰箱里静置大约一个小时，果冻状的冰粉逐渐成形，再搭配蜂蜜或者咸宁特产的糖桂花，一道清凉的夏日甜品便可以解暑消馋。
“这也叫薜荔，‘薜’要读bì。”王宏佳说，屈原的《九歌·山鬼》曾记载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南宋有人写了一本《离骚草木疏补》，详细描述了薜荔的果实：“似莲房，中有细子，上锐下平，外青，霜则瓤红，常为鸟乌所啄，童儿亦食之。”和王宏佳采摘的这个当地“木瓜”几乎一致。所以《诗经》中所说的“木瓜”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咸宁方言里把“薜荔”叫“木瓜”，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这些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词汇都沉淀到了咸宁的方言中。比如把媒人叫“红叶”，把象征多子多孙的石榴叫“字榴”（咸安）；把回家叫“归去”或者“去归”（崇阳）；把“玩耍”叫“戏”，“春播”叫“作阳春”（通山）。
“建筑、服饰、农林牧副渔里全部是文化的传承，保存着从古至今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而语言也是其中一种。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传承方式，方式越多，传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当语言到达一些地方不能适应的时候，它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也就自然死亡了。”出发前往咸宁前，阮桂君曾这样告诉我。然而，咸安城区很多年轻一代，却都以方言“太丑”为由，已经逐渐不再讲方言了。
（本文亦感谢湖北科技学院李爱国教授、定光平教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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