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戈的收益权分配问题，举报者并非总是对的，最终可能还需要各方协商。
本刊记者 杜鹏／文
近日，北京康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康业元”）公开发表多封举报信，指责白云山（600332.SH）方面不履行金戈收益分配协议。对此，白云山连续发布两份澄清公告。
结合双方发布的公开信息来看，白云山方面确实没有履行上述协议。但是，从《协议书》签订至今10多年期间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白云山要求重新分配金戈收益的依据也确有合情合理之处。
而在公开信息背后，更进一步的真相是，双方所有争议追根溯源始于白云山和刘玉辉在1999年合作成立白云山科技公司共同研发金戈产品。刘玉辉作为关键人物，背景并不简单，曾经深度卷入药监局郑筱萸腐败窝案，是后者主政药监局时期的知名掮客，期间不少药企被迫通过刘玉辉来拿药品批文。
结合这段历史背景来看，北京康业元与白云山之间孰是孰非，聪明人心中恐怕已经有答案了。
金戈收益分配争议
7月18日，北京康业元在官方微博发布《致全国广大群众的公开信》称，北京康业元系广州白云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白云山科技公司”）股东之一，合法拥有后者49%股权，拥有金戈产品产权、经营权、收益权的49%；然而，白云山方面在2016年4月22日给北京康业元下达的分配方案却是按照销售额提成方式：1亿-3亿元提成8%，3亿-5亿元提成6%，5亿-10亿元提成3%，10亿元以上提成2%。
公开信认为，白云山未按公司法进行股东权益分配，而是以大股东身份强行提出不合理的金戈利益分配方案，北京康业元作为股东至今未获得分文收益，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北京康业元的利益。
白云山是一家广州国资医药企业，金戈是其众多在售药品中最知名的一款，被称为中国首个“伟哥”。公告显示，公司金戈产品2018年销售收入为6.62亿元，占公司当年销售收入的1.58%；利润总额为3.99亿元，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的9.94%。粗略按照25%所得税计算，公司金戈产品2018年税后净利润为2.99亿元。
如果按照北京康业元的分配方案，其2018年应该拿到的收益为1.47亿元；如果按照白云山的分配方案，北京康业元能拿到的收益只有1986万元。两种方案下的金戈分配收益金额相差巨大。
因此，无论是对北京康业元还是白云山，金戈的收益分配涉及利益重大。
针对北京康业元的指控，白云山连续发布两份澄清公告。在公告中，白云山详细阐述了金戈事件的来龙去脉。
1999年12月，原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白云山股份”，于2013年被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与自然人刘玉辉合资组建白云山科技公司，两者所占股份分别为51%、49%，该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投资总额为1633万元。其中，原白云山股份以白云山商标的使用权及一家合法的医药经营性公司的无形资产作价400万元及现金433万元，合计833万元投入；刘玉辉以国家一类新药枸橼酸西地那非（金戈药品名）临床批件及国家四类新药阿奇霉素粉针剂新药证书作价800万元投入。
2001年1月，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获得新药临床批件，申请单位为白云山制药总厂、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三联药业”）及黑龙江省宏辉药物研究所（下称“宏辉药物研究所”）。
2001年12月，白云山制药总厂、三联药业、宏辉药物研究所、白云山科技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三联药业及宏辉药物研究所退出新药申报，变更申报单位为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科技公司，确定白云山制药总厂为生产单位，白云山科技公司拥有申报新药的全部产权和收益。
2003年，白云山制药总厂、白云山科技公司获得新药证书，因受原研药专利保护期的影响，白云山制药总厂未能取得生产批件，未实际投入生产。
2009年8月11日，刘玉辉将其持有的白云山科技公司49%股权转让给北京康业元。
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专利药到期前两年可以提出药品仿制申请，2012年白云山制药总厂重启金戈生产批件的注册工作。2014年7月、2014年8月，白云山制药总厂、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化学制药厂（下称“白云山化学药厂”）分别获得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剂生产批件及原料药生产批件。随后，金戈产品开始上市销售至今。
结合双方的公开信息来看，白云山方面与白云山科技公司确实签署过关于金戈收益分配的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白云山科技公司拥有申报金戈的全部产权和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康业元拥有金戈49%的产权和收益。
基于此协议，北京康业元要求按照49%产权分配金戈收益，而白云山方面却并不认可这种分配方式，双方围绕着金戈收益分配的巨大争议由此而生。
金戈投入全靠白云山
作为一家全国知名的国有药企，白云山方面为什么不认可19年之前签署的金戈收益分配协议呢？
对此，白云山在澄清公告中解释称，受原研药专利保护期及双方实际合作方式等情况改变的影响，鉴于各方在金戈的研发、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不同的贡献程度，为维护各方利益，避免因收益分配纠纷影响金戈良好的发展趋势，双方股东代表对金戈的产权和收益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最近一次协商是在2019年7月11日，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从事实来看，白云山所言非虚。从《协议书》签订至今10多年期间，所面临的情况确实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原研产品的专利保护，使得金戈长达14年时间不能上市，之后又都是由白云山制药总厂来重启金戈上市以及销售产品，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双方实际合作方式也已发生改变。
根据白云山7月26日晚发布的公告，2015年，白云山科技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暨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北京康业元自己提出为了不影响产品的市场推广，暂由白云山制药总厂进行销售。
在此之后，白云山制药总厂负责金戈销售，在全国铺垫了上百人的销售团队，持续性进行“金戈”商誉积累，先后获得了金戈粉红色药片（BYS）、枸橼酸西地那非原料后处理等多项专利，并对金戈的销售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营销策划、渠道投入和品牌建设工作。
目前，新药证书由白云山科技公司和白云山制药总厂共有，片剂生产批件由白云山制药总厂持有，原料药生产批件由白云山化学药厂持有，金戈的生产及销售由白云山制药总厂承担。
事实上，记者发现跟白云山制药总厂同时拿到“类金戈”批文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常山药业（300255.SZ）其“类金戈”产品2018年销售收入仅1233万元。
因此，在白云山看来，继续维持18年前约定的产权和收益已显失公平，白云山要求重新分配金戈收益的要求，确也有合情合理之处。
白云山在公告中表示，白云山制药总厂已经依据白云山科技公司对金戈的贡献程度合理预估该公司应得的收益，并进行了相应的计提。但由于双方一直未能就金戈收益分配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上计提的收益尚未兑付给白云山科技公司。
针对白云山的澄清公告，北京康业元在7月29日发布公开信给予回复，坚决反对白云山重提金戈产权和收益问题的主要依据。
“百定”转让系政策原因
除了金戈收益分配问题以外，北京康业元还在公开信中指责，白云山科技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旗下“百定”产品转让给山东瑞阳制药，从而对其利益造成重大损益。
对此，白云山在澄清公告中解释称，“百定”的生产批件是由山东瑞阳制药持有，由白云山科技公司独家经销；受国家出台的“两票制”政策影响，白云山科技公司不具备该产品的全国医院终端覆盖能力。因此，经白云山科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过半数董事同意，白云山科技公司将该产品独家经销权转给山东瑞阳制药。
白云山认为，“百定”事项为经营性决策，根据《白云山科技公司章程》经董事会过半数同意即获通过，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结合双方的声明来看，“百定”转让事项主要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部政策变化所致，北京康业元将其完全归咎于白云山显然有失偏颇。
北京康业元在公开信中还指责，白云山方面剥夺了其合理的分红权益。
白云山澄清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年末，白云山科技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222万元，该公司自成立以来一共向股东进行了8次分红，分红总额约8727万元，其中刘玉辉及北京康业元获得分红4276万元。
白云山科技公司历史上有的分红传统，只是在2015年之后这几年没有分红。对此，白云山在公告中解释称，主要是该公司出于长远发展考虑，抓住上市许可人制度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开展项目研发和产品申报等事项，需要大量投入研发资金。
白云山在公告中表示，白云山科技公司依法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并聘任公司高管，刘玉辉及北京康业元也一直派出高管参与白云山科技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白云山科技公司近3年均有召开股东会，且均提前通知双方股东；因为涉及的分红事项双方一直未能谈妥，对方股东仅参加了2017年召开的股东会，股东会未具备审议分红事项的主观及客观条件，但双方股东均拥有权利和义务，不存在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于上述所有争议，北京康业元在公开信中将矛头指向了白云山董事长李楚源。公开信认为，李楚源违背了中央关于对待民企的精神，也违背了商业常规，其中必定涉嫌违法及利益输送。
然而，从时间点上来看，上述指控似乎很难站住脚。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康业元成立于2009年6月22日，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于2017年1月16日才认缴出资额），于2009年8月11日受让刘玉辉转让的白云山科技公司49%股权。2012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专利药仿制解封。2010年，李楚源就任白云山控股股东广药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13年7月12日，李楚源任广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从时间上来看，白云山现任董事长李楚源到任时，金戈还未取得生产批件，更无金戈利益分配之说，且康业元获得49%的白云山科技公司股份发生在2009年，远早于现任董事长李楚源就任之日。
刘玉辉：知名医药掮客
事实上，围绕着金戈收益分配等问题的所有争议，追本溯源均始于白云山和刘玉辉在1999年合作成立白云山科技公司共同研发金戈产品。
白云山作为知名规模药企，完全有能力自己独立研发金戈等药品，为何当时会选择与一个自然人合作开发呢？这个刘玉辉又是何方神圣呢？
对于刘玉辉的背景资料，北京康业元和白云山在公开发布的信息中，均没有任何介绍。不过，根据公开资料不难查到，刘玉辉原来是郑筱萸主政药监局时期的知名掮客，曾经深度卷入药监局腐败窝案。
郑筱萸腐败窝案始发于2005年。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此后，郑担任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仅半个月后的7月8日，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立案调查。两人都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被视为郑筱萸的“左膀右臂”。
2006年12月28日，已经卸任一年零六个月的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并于2007年7月10日被执行死刑。
郑筱萸腐败案件牵涉人员众多，被称为药监局腐败窝案，刘玉辉便是深涉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根据媒体报道，刘玉辉原为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主要依托于国家药监局的行政资源，以学会之名在医药系统组织企业会议和培训，并由此成为一张医药腐败网络的重要掮客。2005年11月，刘玉辉因药监局贪腐案被捕。
检方查证，刘玉辉与郑筱萸家庭成员关系甚好，曾与郑的儿子郑海榕长期活跃于广东医药界，郑筱萸的一部分贿赂发生在其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时；曹文庄所受的230万元贿赂中，亦有110万元是来自刘玉辉。
刘玉辉与曹文庄关系密切。据媒体报道，两者是中国药学会的同事，刘玉辉素以“能办事、有路子”在医药圈内闻名。另外，曹文庄经常到位于嘉里中心健身中心的网球场打网球，每次结账都是使用刘玉辉的会员卡和借记卡，且金额巨大。
刘玉辉还交代了自己利用在中国药学会的工作便利，收受20余家医药企业700余万元人民币、20万美元，先后向国家药监局及其相关各职能部门30余名干部行贿，为这些企业在药品注册、审批、换发文号、地标升国标等环节在国家药监局进行运作，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事实，也交代了收受医药企业资金向曹文庄等药监局干部行贿的犯罪事实。
媒体还报道称，有人举报，在白云山科技公司400万元注册资本中，刘玉辉出资近200万元，这笔资金系从中国药学会挪用。
从时间点上来看，白云山和刘玉辉合资成立白云山科技公司是在1999年，而郑筱萸主政药监局的时间在1994年至2005年。白云山与刘玉辉合作时间恰巧就在郑筱萸主政期间，市场普遍揣测，即便身为国企的白云山，在当时环境下也被迫要通过掮客来拿药品批文，两者合作多是迫于当时环境的无奈之举。
结合这段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看，白云山与北京康业元之间孰是孰非，明白人心中恐怕已经有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