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翔宇
1974年和1975年，是周恩来辞世前最后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又讲策略的斗争，给予邓小平以坚决支持。由于周恩来在党内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他在这两年对“四人帮”的斗争和对邓小平的支持，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也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待。
一、不能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
1973年底，周恩来病情进一步发展。“四人帮”密谋要在1974年把他的身体搞垮。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趁周恩来病情加重，把他拖垮。邓颖超生前回忆说，当时，“四人帮”对周恩来采取了轮番轰炸的手段，他们明知周恩来重病在身，却大事小事都推给周恩来，轮番去找他的麻烦，增加他的工作负担，使他在病房里还要继续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得不到休息，同时，他们在与周恩来接触时，有意出难题，故意气他。“四人帮”是想用这种办法，让周恩来早死，以便实现他们的野心。另一种方式，就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但是，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高，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清正廉洁，他们抓不到什么攻击周恩来的口实。正当“四人帮”为此犯愁时，迟群却想出了一个主意。原来，林彪自我爆炸后，专案组从林彪的住处查到一些林彪书写的孔子和孟子的话。例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为仁”等等。林彪写的这些字，原本没有引起包括“四人帮”在内的人们的注意。有一次，迟群对着这些字，琢磨了半天。后来他灵机一动，认为可以通过批判林彪写的这些字，来影射周恩来。他搞了一个仅有两三页的关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江青。江青一看，觉得这是一个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好办法，只是文字太短，分量不足，她便让迟群继续到林彪的住处查材料。迟群到林彪住处翻了个遍，从林彪写的条幅和笔记中又查到一些林彪记述孔子和孟子的话，然后胡乱联系，搞出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材料搞好后，“四人帮”经过密谋，决定由王洪文、江青联名将这份材料送给毛泽东，只要毛泽东同意下发全党，他们就可以借此搞起一场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运动。
◆1973年9月，周恩来在大同华严寺观看经书。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份材料对于深入批林有很大帮助，各地迫切需要这样的材料，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这些单位批林批孔时参考。材料送上去后不久，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四人帮”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自以为获得了“尚方宝剑”，欣喜若狂。他们一方面布置向下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另一方面筹划了一个用搞突然袭击的办法，煽起一场政治运动，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阴谋。
197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机关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但用的却是江青个人名义。通知要求第二天到人民大会堂去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收到通知的各单位不明就里，都组织人员到会了。江青又派人到医院，要正在住院的周恩来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不得不到会。1月25日这次大会，“四人帮”已经安排好了讲话人员和讲话内容。根据目前查到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会上，主要是由江青、迟群、姚文元、谢敬宜轮流跳出来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迟群的讲话时间最长。迟群在会上说:林彪死后，中央还有人搞调和，否认阶级斗争，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就要联系这个实际。孔子是一个要挽救已经死亡了的阶级的人，是一个反动派。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反动派。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大仗，一定要打好，打胜。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不止搞一次，要搞多次，现在，就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搞的这场斗争，就是肃清林彪流毒，搞掉他的祖坟，就是又搞的一场大革命。
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批林批孔是又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当时在全国确实已经形成了又要掀起一场大的政治风潮的形势，人们都觉得，又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在猜测:即将来临的这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对象，在中央会是谁呢？
“四人帮”生怕人们不懂得他们的矛头所指的是周恩来。就在这次会后，他们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孔丘其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青安排她手下的人写的，由江青和姚文元审定的。文中在简单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后，即进入主题说:孔丘生在没落奴隶主家庭，他的家庭在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孔子七十一岁时，“重病在床”。还故意瞎编说，孔丘曾任“宰相”。这些话，实际上都是影射周恩来的家庭出身、职务、生病等情况的。周恩来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会上和会后，他一言不发，冷静地观察着“四人帮”的动作。此时周恩来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他考虑的是:决不能让“四人帮”再把全国搞乱，决不能让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得逞，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四人帮”再搞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因此，他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白:批林批孔不是又一场“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要让军队系统的同志们明白这一点，以此来保证军队的稳定。军队稳定了，国家就乱不起来。
1974年1月，周恩来得知江青多次派人到部队以她个人的名义送材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先后到军队中去搞煽动性讲话，已经使一些部队产生了贴大字报、搞战斗队等混乱情况后，立即召见了军政大学(现国防大学的前身——笔者注)的领导人。一见面，周恩来就严肃地对他们说批林批孔，“这不是又一次‘文化大革命’”，进行批林批孔，不能像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搞串联，搞战斗队。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军政大学一定要掌握好这个界限，一切都要以中央的正式文件为准，不要乱传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发的材料或讲话。军政大学领导听了周恩来讲话后，他们立即回去进行了传达。传达后，军政大学很快就稳定了。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军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回到本单位后，传达了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全国的部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不仅如此，有不少军队的领导干部还对“四人帮”进行了抵制。正是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挫败了“四人帮”要搞乱军队，要把批林批孔搞成又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周恩来考虑，光是稳定军队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稳定全国。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批林批孔不是又一场“文化大革命”。为此就必须通过下达中央文件，制定各种政策要求，来控制局势。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会议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地方党政机关贴大字报也要集中在一处;政治学习不能影响业务;学校、工厂不放假搞运动。会上还决定，中央成立七人领导小组，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组长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在军队系统，成立一个由叶剑英牵头的六人小组来领导批林批孔。这样，就由周恩来和叶剑英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住了。
◆“批林批孔”现场会。
2月5日，周恩来又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问题。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军队不能乱。他要求:军队系统在批林批孔当中不能搞“四大”，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要由党委统一领导，军队不能搞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会议按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制定了文件，下发全军。接着，周恩来着手组织手下工作人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关于批林批孔几个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在起草这两个通知之前，周恩来把参与写作的人叫到病床前，亲自向他们讲了这两个通知稿应该写入的核心内容。两个通知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反复进行了修改。定稿后，周恩来先将前一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后，于4月10日下发全国。前一个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等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一类组织，要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警惕阶级敌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破坏，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接着，周恩来又把后一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准后，于5月18日下发全国。后一个通知中规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批林批孔中，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问题，不要扩大化。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机会。
当时，周恩来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怎样做才能阻止江青等人把他们在1月25日搞的批林批孔动员会的讲话内容下发全国，使他们不能搞起全国性的动乱来。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批林批孔是毛泽东同意搞的，江青搞的1月25日的大会又美其名曰:“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接硬性阻止下发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不够妥当。反复考虑后，周恩来决定抓住江青、迟群、谢敬宜等人在会上大批“走后门”的问题，上报毛泽东，借助毛泽东的力量，阻止“四人帮”把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下发全国。这是周恩来在同“四人帮”斗争中采取的非常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批“走后门”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又向来反对搞一件事时四面出击，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在批林批孔中又搞批“走后门”的。而且，所谓“走后门”问题，牵涉的人又太多，对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周恩来与叶剑英商议，由叶剑英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这一问题。1月30日，叶剑英致信毛泽东，信中提到，在1月25日江青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本来是批林批孔的，可是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事情，这样做是否妥当？2月6日，周恩来也致信毛泽东，他在信中反映，现在大批“走后门”，使一些地方和机关受到了影响，都开始大批“走后门”，查办一些具体的事，冲击了批林批孔。在信的最后，周恩来很策略地写道:“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叶剑英和周恩来的信送上去后，毛泽东果然做出了反应，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作了批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敬宜——笔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毛泽东还在这次的批示中指出:江青等人这样做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一传下来，周恩来立即决定:按毛主席的批示办，1月25日的大会材料一律不下发。周恩来的这个办法，既挫败了江青等人试图用下发1月25日大会材料的办法造成全国性政治动荡的阴谋，又使“四人帮”说不出什么话来。
二、挫败“四人帮”关于“蜗牛事件”与“风庆轮事件”的两次发难
“四人帮”是不甘心的。就在周恩来控制批林批孔运动，稳定了全国局势之时，他们又向周恩来射出了一枝枝毒箭。对此，周恩来从容应对，一个一个地打掉了这些毒箭。
1974年2月初，江青收到了四机部一个干部写给她的告状信，信中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蜗牛事件”。原来，1973年，四机部向国务院打报告，要从外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国务院同意了这个报告。之后，四机部于1973年12月派考察组到美国的康宁公司考察后，与该公司签订了购买一条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合同。当时，中美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问中国，因此，中国考察组在美国期间，美方接待很热情，不但安排他们看了各种先进生产线，在他们回国之前，还以美方经理的名义，要送给考察组成员每人一个玻璃做的蜗牛作为礼物。考察组长不明白美方送这种礼品的用意，便咨询随同考察组的外事人员，外事人员说，这是美方友好的表示。于是，考察组长就决定收下了。考察组回到国内后，四机部的一个干部知道了这件事，就写信给江青，告了四机部领导一状。信中说，美国的公司送玻璃蜗牛给中国考察组，是有用意的，是形容我国的工业生产像蜗牛一样爬行。江青收到这封信后，感到有机可乘。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周恩来是总理，现在有人来信告国务院的状了，正好可以把这封信当做一枝箭，射向周恩来。她立即坐着小汽车跑到四机部，一下车就嚷着要见四机部领导，见到四机部领导后，没等对方开口，她就大发雷霆，指责四机部领导“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还说，美国人送给我们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的考察组接受了这种礼品，是崇洋媚外，要给美方退回这种礼品，并且向美国提出抗议，对美国的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也不要引进了。她还说，这件事发生在四机部，但是根子在于国务院领导人的指导思想错了。她还蛮横地硬从四机部拿走一个玻璃蜗牛，要用它来当证据，向周恩来发难。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这次会议本来是研究其他方面工作的，但是，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气势汹汹地把玻璃蜗牛拿出来，摆到桌子上，当面质问周恩来说:美国人送给我们蜗牛，是什么意思，蜗牛是爬行动物，而且爬得很慢，美国人送给我们蜗牛，就是讽刺我们中国的工业不发达，发展慢，像是爬行。我们收了，就是崇洋媚外。这个问题发生在四机部，但根子在国务院。四机部收了美国人的蜗牛，反映了国务院的崇洋媚外思想。你要负责退回蜗牛，向美国提出抗议。面对江青的攻击，周恩来十分冷静。江青在会上吵闹时，他没有打断她的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当江青说完后，周恩来用和缓的语气说出了入情入理的又带有强硬内容的话。他说：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过去，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会再任人欺侮了。但是，我们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各国风俗习惯不同，用什么动物象征什么意思，也各不相同。美国人送给我们蜗牛，如果是存心侮辱我们，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借题发挥。我建议，由外交部对这件事进行调查，毛主席说过，情况明，决心大。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话办，经过调查后再作决定。
◆此即所谓“蜗牛事件”中康宁公司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
可是，江青不听周恩来的话。会后，她急忙给四机部的那个写信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鼓励和赞扬写信人有政治觉悟。接着，矛头就指向国务院说，我们一定要批判洋奴哲学，洋奴哲学反映了上边的思想。江青还要求四机部的领导人要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布她的这封信。江青的这封信公布后，在四机部内引起一些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有的人还提出了种种质问，有的人要求国务院向美国提出抗议，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揪出国务院的崇洋媚外的领导人，等等。四机部的大字报又扩大到了其他的部委，一些部委也陷入了混乱之中。其中，水电部和邮电部最乱，大字报也最多，有的还组织了要打倒部长的战斗队。
江青的行动，都在周恩来的眼中。当江青把四机部、水电部、邮电部等部委搞乱之后，周恩来并没有急于去那些部委做工作，而是先在中央解决问题。他批示外交部迅速查明情况，写出调查材料。外交部组织人员专门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又咨询了通晓外国风俗问题的专家，写出了一份《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报告中写明:蜗牛是美国人的一种珍贵食品，也是美国人喜爱的礼品，他们制造了各种蜗牛，有的作为礼品赠送。美国人送蜗牛，是表示友好的意思。报告建议，对此事应具体分析，不必退回蜗牛，更不必向美国提出交涉。周恩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同意按报告中的意见处理，然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会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同意外交部的报告和建议。江青则呆坐在那里，脸红红的，无言以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会上，周恩来作了结论:江青为这件事到四机部去发表讲话是错误的，已经发出去的讲话稿立即收回。周恩来有理有利的斗争，使“四人帮”十分尴尬。会后，江青只好又跑到四机部，送回了她向那里索要的蜗牛，收回了她写给那个四机部干部的信。这件事在中央各部委传开后，大家都把江青的行为当作笑谈，这是江青后来极不得人心的重要因素。
但是，江青是不会认输的。不久，她又找到一个借口，向周恩来发难。1974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刚在医院检查完病情，江青就找到周恩来，要求他去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去“看画”。原来，1972年，周恩来因外事工作到过一个宾馆，见到宾馆里挂的尽是毛主席语录，便指示宾馆领导，也要挂一些国画。这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和艺术的一种宣传。这个宾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新作了布置，挂上了不少国画。同时在宾馆里还设置了出售中国风景画和工艺品的专柜。谁知，这件事被人打了“小报告”。江青收到“小报告”后，决定抓住此事做文章。她先让于会泳到北京各宾馆、饭店去看一看，发现有挂国画的，就收集起来。于会泳跑了几天，在十八家宾馆里收集到了215幅曾挂在宾馆中的国画。江青决定，把这215幅国画集中起来，在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办两个“反面展览”。她牵强附会，给这些画扣上了“黑画”的帽子，指示下边的人写了一个“展览前言”，前言中说:这些画能够在宾馆里挂出，是因为有国务院某些高级人物的支持。这件事是值得深思的。江青把这个“展览”搞起来后，专门要周恩来去看。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一看，就明白了江青等人的用意。他一句话不说，回头就走。周恩来回去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客观地介绍了自己原来的意见，江青等人目前的做法，同时提出:外事接待，应该反映中国的文化艺术水平，不能强加于外国人。周恩来还在信中提到，过去江青曾经强令钓鱼台国宾馆去掉挂着的国画，而挂上她个人拍摄放大的照片，这样做是否合适？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这封信后，请身边工作人员传他的话:国宾馆的国画不要动，照挂。钓鱼台国宾馆里挂的江青的放大照片，要摘下来。毛泽东的这个话传下来，使江青大丢其脸，但她又不好发作，只好乖乖地把她挂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的照片收回去，让工作人员把从各宾馆收集来的国画照样送回去。这件事传开后，使江青威风扫地。
◆图为“风庆轮”下水时的情景。
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日常工作。因周恩来生病，这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会正开着，江青突然站起来，拿出一份《国内动态清样》来，使劲摔在桌子上，然后大声叫嚷道:现在是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风庆轮远航成功，是对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有力回击，我们要批判洋奴哲学。江青搞突然袭击，把与会者都搞愣了。原来，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于1974年9月30日远航地中海后回国，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反映了此事，张春桥把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推荐给江青。江青看后，觉得这又是一次向周恩来发难的机会，因为此前周恩来曾指示，我国要造船，也要买船。按这个指示，我国曾买下了五百多艘船只。这些船只的使用，为国家赢了不少利。现在，江青借风庆轮远航回国之事，就借口我国自己也能造万吨级的轮船，一样能够远航，为什么要买船?周恩来提出可以买一部分船，是洋奴哲学。她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部?现在是，少数有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她还狂妄地写道:“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要“采取必要措施”批洋奴哲学。江青批完后，传给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随着江青作了批示，同意江青的意见。王洪文在批示中写道:“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江青和张、王、姚的批示在政治局阅后，大家都没有理睬他们这些批示。于是，她便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逼迫邓小平表态。江青对邓小平说:你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知道她这是对着周恩来的，就顶了她一句：
你不要先戴帽子，要把情况弄清楚再下结论。邓小平这样说后，江青还不放过，继续追问道：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你要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高声责问江青：你这不是强加于人吗？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才罢休吗？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邓小平顶了江青，使她恼羞成怒，她就在会上大闹起来，又是拍桌子，又是扔材料，还说，国务院就是搞洋奴哲学，交通部提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口号，是国务院支持的，是学李鸿章，等等。邓小平见状，愤然退席，走出会议室，边走边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还怎么开？张春桥帮江青的腔说，你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你又跳出来了。王洪文和姚文元也跟着指责邓小平，说他搞的还是“文革”中压制群众那一套，是要翻案。邓小平不理睬他们，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四人帮”聚到一起密谋，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毛泽东处去告周恩来的状。王洪文去后，却被毛泽东顶了回来。江青不甘心，又把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受到毛泽东信任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对她们说风庆轮远航成功，是对崇洋媚外的有力回击，邓小平反对批洋奴哲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局会议上听不得不同意见，要翻案。还说:现在，国内出现财政开支和外贸的逆差，就是国务院搞崇洋媚外造成的。她要王、唐二人到长沙后，向毛泽东反映这些情况。王、唐二人感到事情重大，便在10月19日去长沙之前到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与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平静地说:我国早在50年代就造出了万吨级的货轮，也成功地搞过远航，风庆轮不是第一艘万吨轮，更不是第一艘远航货轮。“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也不是交通部或国务院的口号，而是他们捏造的。这次政治局的事，是江青小题大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宣传风庆轮远航成功，而是另有图谋。他们这是有计划地整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20日，王、唐二人到长沙见到毛泽东时，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谈话和意见。毛泽东表示风庆轮远航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江青借这件事来闹，无非是她想当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不仅挫败了江青等人借风庆轮远航成功搞垮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挫败了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
三、带病亲赴长沙，面见毛主席做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
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的状，反而碰了一鼻子灰，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也破产了。王洪文刚回到北京，立即到钓鱼台向等在那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长沙之行的情况。他们感到组阁无望了，有些悲观。这时，张春桥分析道:事情还没有那么悲观，第一，毛主席还是要王洪文与周恩来一起筹备四届人大，一起搞人事安排。第二，毛主席还是要王洪文同周恩来谈一谈。说明毛泽东是要王洪文参与四届人大工作的，现在，周恩来重病在身，我们还应抓紧时机做工作。他提出两手:一是让江青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安排工作。二是让王洪文到医院去见周恩来，表面上是与周恩来一起商议工作，实则是把筹备四届人大的权力和安排人事的权力掌握过来，至少干扰周恩来的决心。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四届人大后的政府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再次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伸手要官的信连连被毛泽东驳回，“四人帮”的这一手失灵了。于是，他们又拿出了第二手。王洪文假惺惺地到医院去探望周恩来。谈话中，王洪文提出了他关于筹备四届人大和人事安排的意见。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因为在周恩来住院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列在周恩来之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自然也由王洪文负责。现在，王洪文仍然是筹备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王洪文应该是筹备四届人大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考虑到，在此非常时刻，如果自己不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把筹备四届人大的担子挑起来，这方面的权力就有可能落在“四人帮”的手中，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就可能得逞。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周恩来决定:即使重病在身，也要拼命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筹备四届人大这两副担子挑起来。
◆周恩来面对严峻的形势，苦撑危局，力挽狂澜，竭尽全力维系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运转。
周恩来表示，自己要亲赴长沙，面见毛主席，把一些大事定下来。医疗组知道周恩来要乘飞机去长沙，十分担心。他们提出:周总理远飞长沙，对健康不利，还可能恶化病情，劝周恩来不要去。周恩来听了他们的话，又不好同他们做详细解释，便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13日，周恩来拖着两次大手术后十分虚弱的身体，飞赴长沙。到长沙后，当天就与毛泽东长谈，接着，又于24日、25日、27日三次与毛泽东长谈。特别是27日，是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单独长谈的。对这次长谈，虽然没有详细记录，但从后来周恩来回北京后传达和布置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这次长谈，定下了如下几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
1、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人选、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传达这一决策时说，毛主席夸奖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2、由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安排人事（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时说，毛主席对他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实际上，毛泽东是要周恩来支持邓小平主持工作。3、不能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四人帮”(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怀疑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毛泽东说，知道了)。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共同做出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进行了布置: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报告。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就从组织上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
四、在关键时刻写了两封关键的信
1974年，“四人帮”的阴谋连遭挫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经验主义的狂潮。实际上，批经验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四人帮”没有想到，他们批经验主义搞得过火了，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975年5月3日，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讲话，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批“四人帮”，特别是批“四人帮”只批经验主义，放过教条主义。
5月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在5月5日和21日先后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周恩来首先针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在这段时间里飞扬跋扈的行为提出:以后政治局凡是要议大事，先要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个人可以交换意见，但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的指示，不能以中央指示的口气写。政治局的同志有意见，需要提交政治局讨论的，要在开会前两三天向主持人提出。个人管辖单位之外需要有其他下达的事，必须通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接着，周恩来在信中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这样做，会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争论不休，使老干部不敢负责地工作了，因为有的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都已经背上了经验主义的包袱。
◆周恩来
5月12日，周恩来又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信中专门指出：王洪文讲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句话，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转抄的，张春桥在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也说了这句话。姚、张是批经验主义的发明者。
实际上，周恩来前一封信明确指出: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已经引起了混乱，后一封信干脆点明:所谓批经验主义，就是你们“四人帮”干的。
周恩来这两封信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对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补充和诠释，这两封信点明：毛泽东反对只批经验主义，就是针对“四人帮”的。
周恩来这两封信在中央政治局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认同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时，自然把矛头指向了“四人帮”。这迫使“四人帮”不得不做检查。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先后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四人帮”。会上，大家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批评，王洪文、江青在会上做了虚伪的检讨。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起到了使中央的同志认清“四人帮”真面目的作用。当时，中央有许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工农干部，他们一开始受了“四人帮”的迷惑，经过周恩来几次同“四人帮”的较量，这些工农出身的高级干部也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不再买他们的账了。这时，“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陷入了孤立。
五、邓小平干得好，比我强得多
1975年，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毛泽东的身体也很差了。此时，周恩来考虑到了由谁来接党和国家的班的问题。他早就选定邓小平接自己的班。现在，随着情况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视野放得更宽，思考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他考虑到了在毛泽东和自己身后，由邓小平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认识到，通过四届人大，已经确立了邓小平在国务院中主要领导人的地位。目前，最重要的，是向国内外传达这样的信息:今后要由邓小平来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班，同时也要向党内高层干部挑明这一点。周恩来考虑，要抓住机会做这个工作。
◆周恩来
1975年8月，周恩来在会见柬埔寨宾努亲王时，当着宾努的面称赞邓小平，并且说，邓小平要接自己的班。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向代表团介绍了邓小平，并且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笔者注)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又要做一次大手术。在进手术室之前，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场。周恩来问他们: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走上前时，周恩来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大声地说：这一年来的工作干得好，实践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当时，“四人帮”正恶毒攻击邓小平，他们试图通过搞掉邓小平，整垮周恩来，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权。周恩来向外宾、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挑明了邓小平要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班，不光是对邓小平的极大支持，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沉重打击。
这也是周恩来最后的政治交待。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政治交待，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特别是军权，始终没有落在“四人帮”的手中；正因为有了周恩来的这个政治交待，在周恩来逝世后，当“四人帮”在1976年4月通过阴谋手段又一次打倒邓小平时，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4月5日的悼念周总理运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讲过，天安门的“四五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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