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当代文学70年来的发展历史，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流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要性愈来愈彰显出来，因此，认真总结其历史价值、经验教训，大有必要。
必要的历史回顾
“荷花淀派”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由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孙犁发起，围绕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现、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发表了大量的与孙犁《荷花淀》风格相近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正面书写战争、革命、某种运动等所谓的“重大题材”，而是把写作的重心放到白洋淀周边的京津保地区的乡村人民日常生活，通过对乡村风俗、景色、人物的描摹，以小见大，表现时代变迁。作品风格冲淡、自然，语言清丽、优美，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诗情画意，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当时普遍铿锵雄武的战歌体写作中，别树一帜。主要代表性作家有孙犁、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冉淮舟等。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流派，学界对其是否存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从目前的几部通用的文学史著作中看，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未有提及；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中，虽然提到“荷花淀派”，但却以“孙犁本人并不承认这个流派的存在”加以否定。王庆生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也持此论。80年代初期，学界确实对这一流派是否存在态度暧昧：比如冯健男认为：“文学上的‘白洋淀’派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无’，可以说是形成了，也可以说是并未确实地形成。”并论证了“有”和“无”的理由：“有”的理由是，的确有这么一批作家在孙犁的培养下发表了一批风格接近的作品；“无”的理由是，和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比，孙犁未和当时河北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共同形成流派，而只是与一些青年习作者产生互动，形不成成熟的流派；而且，1956年起，“孙犁主要是因病，同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基本上不写小说了；而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则由于在政治上发生了不成问题的‘问题’，被从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清除’了出去；韩映山、冉淮舟等青年人固然还在勉力沿着原来的路子进行创作，但在‘左’的政治气候之下，似乎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尽情抒写了。这样，这个略具规模的‘流派’就不但未能巩固和发展，反而削弱了，甚至解体了。”（马云、冯荣光编《冯健男文集》第1卷第13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持相近观点的还有鲍昌和阎纲。不过，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不成熟、未能巩固和发展，并不等于不存在。
至于几部文学史上说到的孙犁不承认这一流派的存在，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必须要说到孙犁和《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情况。《天津日报》创刊于1949年1月17日，孙犁与郭小川、方纪等人都是创办者。1949年3月24日《天津日报》创刊纯文学副刊《文艺周刊》，方纪任副刊科科长，孙犁任副科长。1950年5月，方纪调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实际上就由孙犁主持了。孙犁办刊，有着自己一贯的办刊理念，他曾不止一次地申明：“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孙犁：《编辑笔记》（续一），《孙犁文集》8，第34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以下同此版本。）“物以类聚，文以品聚。虽然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但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招徕作品。不仅创作如此，评论也应如此。如果所登创作，杂乱无章，所登评论，论点矛盾，那刊物就办不出自己的风格来。”（孙犁《我和<文艺周刊>，《孙犁文集》（8），第267页。）因此，在孙犁的发现、支持和帮助下，围绕着《文艺周刊》，迅速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青年作家群体。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自1949年到1966年期间，发表于《文艺周刊》上的与孙犁风格相近的作品至少有90多篇（参看布莉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孙犁通过书信、书评、作序等方式支持、培养了这些作家，并且还积极联系出版社将他们的作品结集出版。“荷花淀派”的骨干成员从维熙、刘绍棠、韩映山等都深情回顾过孙犁对他们创作成长的影响。从维熙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从维熙：《荷香深处祭文魂——悼文学师长孙犁》，《天津日报》2002年7月25日。）刘绍棠说：“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刘绍棠：《忆旧与远望》，《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韩映山说：“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韩映山：《饮水思源》，《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种种迹象表明，“荷花淀派”的确是存在的。
那么，孙犁在80年代初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荷花淀派”存在呢？孙犁在1982年1月12日写给评论家冯健男的信中说：“关于流派之说，弟去岁曾有专题论及。荷派云云，社会虽有此议论，弟实愧不敢当。自顾不暇，何言领带？回顾则成就甚微，瞻前则补救无力。名不副实，必增罪行。每念及此，未尝不愧怍交加，徒叹奈何也。”（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孙犁文集》（6），第254页。）在这里，孙犁更多地是一种自谦，倒不一定就是真的否定“荷花淀派”的存在。也许下面的这段话成为孙犁不承认“荷花淀派”存在的证据：“我做工作，向来萍踪不定，但不知为了什么，在《天津日报》竟一呆就是三十多年，迄于老死。虽然呆了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参加编辑的刊物，也只是视为浮生的际会，过眼的云烟，并未曾把精力和感情，胶滞在上面，恋恋不舍。更没有想过在这片园地上，插上一面什么旗帜，培养一帮什么势力，形成一个什么流派，结成一个什么集团，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嫡系，图谋点什么私利，得到点什么光荣。”（孙犁《我和<文艺周刊>，《孙犁文集》（8），第266页。）在这里，孙犁的说法显然带有某种情绪，联系前文所说的：“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有的人甚至说直到现在还是由我把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人不能贪天之功。”这篇文章写于1983年4月份，鉴于“文革”刚刚结束，文艺界自5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对于孙犁来说不啻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早在《文艺周刊》即将创刊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时任副刊科科长的方纪就说过：“过去旧的文艺周刊往往是几个人的小园地，我们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搞，也是害怕弄成那样。现在副刊已开始和天津的群众建立了联系，有了搞文艺周刊的基础，因此，这个文艺周刊也应该是群众性的。在这个周刊上，我们是预备把一些反映人民生活更真实、更深刻的作品集中起来，在新文艺理论的建设上，要把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具体地加以贯彻。”（《文艺座谈会记录》，《天津日报》1949年3月23日第4版。）这段话，实际上是出于当时大形势，在告诫不要把刊物变成过去的“同仁刊物”的警示。后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洗，1963年的《刘志丹》事件，直至文革，对宗派主义、“裴多菲俱乐部”等的反复讨伐，孙犁不能不心有余悸，何况直到当下还有人散布孙犁“把持”着《文艺周刊》的流言蜚语呢？可见，不承认是不是别有隐情呢？据此就否定“荷花淀派”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我的看法是，“荷花淀派”是存在的，她的如此坎坷的命运，恰恰说明了她在当时的边缘化的位置，也说明了这一流派的独特价值和别样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注意。
“荷花淀派”的历史意义
1945年5月1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孙犁的小说《荷花淀》，顿时给解放区文坛吹来一股清新明丽的风。正像孙犁说的：“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的感到新鲜吧。”（孙犁：《 关于〈 荷花淀〉的写作》，《 孙犁文集》6，第 347 页。）我觉得，新鲜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孙犁为解放区的革命文学引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它极大地提升了革命文学的审美品格，使革命文学成为真正的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众所周知，解放区文学最初的发展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继承与反拨中开始的。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号召解放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走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道路。赵树理1943年出版的《小二黑结婚》，率先垂范，以真正的农民文学的姿态实践了“讲话”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赵树理被树立为新文艺的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也是顺理成章的。平心而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有着重要革命性意义的。他改变了五四文学那种过分欧化的语言与启蒙者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使得自己的小说更加接近农民，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启蒙”的大合唱中的领唱。我一直认为，五四启蒙是一种由精英知识分子领导发起的精英启蒙运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意义重大，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文化上看，实际上也是一场“启蒙运动”，这种启蒙直接面对最广大的工农大众，旨在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为建立一个由工农当家作主的新型的“民族国家”而奋斗。“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教育（启蒙）农民是要让他们变成革命中独立的自觉的个体，首先唤醒他们投身革命的独立的个人意识，同时又要唤醒他们自觉的集体意识，“革命启蒙”就是要让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完美统一起来（可惜这一初衷并未很好地实现）。按照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5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可见，共产革命的初心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因此，“革命启蒙”首先是政治启蒙，而实现政治启蒙的最好方式是文艺。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同，文艺的形式也要求随读者的阅读水平而变化，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形式，采用评书体的通俗形式，这一形式几乎成为当时革命文学的普遍形式，比如后来成为“山药蛋派”骨干的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6年4月），还有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6年7月），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8月），直到建国后出版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都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说书传统。这一传统由于它的民间性、通俗性受到广大工农大众的喜爱。但也毋庸讳言是，这种模式在艺术性上还是有欠缺的。
恰恰是孙犁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嘱咐》以及建国后创作的《山地回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加上孙犁影响下的“荷花淀派”诸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的创作，弥补上了革命文学艺术上不够完美这一缺陷。细究较之，孙犁及其影响下的“荷花淀派”实际上链接的是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这里所说的抒情传统与普实克、陈世骧、王德威等人所说的不完全一样），这一抒情传统在现代文学中就是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传统。废名、沈从文是把小说当诗和散文来写的，他们特别善于营造诗情画意的美的意境，在这一“田园牧歌”的意境中展现人情美和人性美。孙犁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孙犁的小说实际上就是诗，也是画，《荷花淀》开头那段著名的景物描写：银白的月光，洁白的苇眉子，雪花般的席子，还有朦胧的水淀，清新的荷花香……在这如诗如画的风景画中，烘托出美丽的、贤淑的编席女人……当然孙犁对这一诗化的抒情传统进行了改造，就像有论者所说的，孙犁与京派的区别“是在人物塑造上，前者是注入了新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人性和人情美，而后者则是完全返归自然的人性和人情美”。（丁帆、李兴阳《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将“革命”的新质素引入抒情传统中去，将新人的传统的人情美、人性美与革命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和谐统一起来，从而一扫废名、沈从文抒情中的忧郁而变得清明爽朗起来。可以说，孙犁为代表的的“荷花淀派”找到的是革命文学民族化的另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典雅高贵，受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它注定不能成为主流而始终处在边缘化位置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觉得，孙犁及其“荷花淀派”还继承了而另一个传统：史传传统。史传传统的核心是“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比之于小说，就是现实主义。对于现实主义，孙犁认为应该有“三真”即“真实、真诚、真正的激情”。“真实”就是“信史性”，就是要“忠实于现实”，要敢于对历史负责；“真诚”就是作家要以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真诚人格和艺术良知面对现实；“真正的激情”就是作家的主观审美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于生活又反射于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充满伟大的抒情”。这样孙犁就把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结合起来，构成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孙犁并不喜欢谈论浪漫主义，因此，我们不妨将他的创作及其“荷花淀派”称之为“诗化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是说它的审美形态上的抒情性，而在对生活的表现上又是充分现实主义的，它以极具个人化的方式写出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生活的复杂性。比如《铁木前传》，我觉得这是孙犁最为优秀的小说。小说充分体现了孙犁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写作理念。小说表面好像是写合作化运动的，写铁匠与木匠两个阶级兄弟由于走不同道路而分道扬镳的故事，但实际上却写的是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向往和回忆。为什么要写木匠和铁匠？是因为孙犁童年印象中，木匠与铁匠是最有趣的两种职业。孙犁在谈到《铁木前传》的写作起因时说：“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文集》6，第352页。） 农村生活特别是童年生活的无拘无束、活泼畅快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淳朴真诚平等都与进城以后的等级地位形成对比。
由此可见，厌恶城市，怀想乡村童年生活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对自由、真诚和平等的呼唤。在这里既体现了孙犁对五四时期自由平等思想的承接，又有传统文化中贵农贱商，为富不仁等观念的认同，同时又与主流文化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谋而合。《铁木前传》对六儿、小满儿的处理上，充分体现了孙犁的思想矛盾性。六儿与有夫之妇满儿相爱，这是革命伦理和传统伦理都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孙犁使用了“鬼混”这一贬义词来加以评判，然而，孙犁对六儿与小满儿的真诚的爱情又充满同情乃至赞扬，这显然又是五四新文化的伦理标准。
可见，在孙犁身上，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五四新文化都混杂在一起，构成孙犁人格的矛盾心理，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含蕴。不仅是孙犁，“荷花淀派”的其他作家尽管没能达到孙犁的深度，但也在努力以诗化现实主义的方法描摹生活。从维熙的《南河春晓》、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西苑草》等作品也在努力规避公式化、概念化对创作的影响，试图从日常生活本然的面目中提炼出诗性的美感。
作者简介：郭宝亮，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现任河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首届河北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评委等。
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王蒙小说文体研究》、《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语言·审美·文化》等专著6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成果曾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八届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十一届、第十五届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第九届、第十一届河北文艺振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