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贪官排名鄂木克清代有一位名叫赵益的历史学家，有《廿二史札记》部。
在这部历史札记中，赵翼提出了一个定律：“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翻译成今人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意思。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还列出了一个明朝“贪官财富榜”，上榜的有八个人，其中五人是太监，这也符合“贿随权集”的定律，因为明代是继汉唐之后第三个宦官擅权的朝代。
以时间为序，这五个财产惊人的太监分别是：
正统朝的权监王振，权倾朝野，百官拜会他，送的礼至少是一百两白银，送到一千两的人，可以获得美酒招待。当时尚是明王朝“贿赂初开”之始，一千两白银已属不常见的厚礼。但王振死后被抄家，还上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富已不訾矣”。
弘治朝的李广，生前接受四方贿赂，后被抄家，也搜出“黄白米各千百石”。当时的孝宗皇帝还不知道“黄白米”是什么，惊奇地问题：李广一个人要吃这么多米吗？左右告诉他：黄白米只是隐语，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
到了正德朝的刘瑾，有“立皇帝”之称，意思是说当时宫廷中有两个皇帝，一个姓朱，是坐在龙椅上的武宗皇帝；另一个就是刘公公了，是站着的“皇帝”。可见其隐权力之盛。他的贪污指数也是王振的N倍，百官拜见他，至少要送一千两白银。刘瑾事败后也被抄家，籍没之数为“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赵翼记录的数字还有些保守，按照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继世纪闻》记载，刘瑾的家产是“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即黄金有1205.78万两，白银有2.59亿两。《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评出50个世界级的“千年最富”，刘瑾也榜上有名，报纸原文也是说刘瑾“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白银2.59亿盎司”。
但说刘瑾屯积了两亿多的白银，实在也太骇人听闻了，要知道，当时明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区区数百万两银子。所以，比较可信的数字应该是《明通鉴》记录的“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即使是数百万两，也称得上“富可敌国”了。
正德朝的另一名权监钱宁，受武宗宠幸，赐姓朱，收为义子。但他后来因为与宁王朱宸濠勾结，被逮捕入狱，并籍没家产，朝廷从他家搜得“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还有明末的秉笔太监魏忠贤，人称“九千九百岁”，只比皇帝少“一百岁”，党羽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权力指数在明代太监中可列榜首。其权焰正盛之时，文武百官为了阿谀奉承他，给他建造了无数生祠，“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虽然赵翼不知道魏的家产有多少，但根据“贿随权集”的定律，赵翼说，“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魏忠贤搜刮的财富，不会比刘瑾的少，只会比刘瑾的多。
除了王振、李广、刘瑾、钱宁、魏忠贤这五大权监，赵翼的“贪官财富榜”还提到三名非太监身份的巨贪，一个是正德朝的武臣江彬，与太监钱宁相勾结，得明武宗赏识，也获赐姓朱、收为义子的待遇。武宗死后，江彬被诛，并籍没财产。抄家时，搜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这也不必奇怪，赵翼说，“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
当然，说到明朝最出名的大贪官，不能错过嘉靖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嘉靖朝没有大的权监，但内阁首辅严嵩一手遮天，擅权二十年，大肆索贿，“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严世蕃借着严嵩之权势，官至工部左侍郎，但为人比乃父更加贪酷，行贿之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先馈其子”。严家吞下的财富量，是半点不让刘瑾、魏忠贤等权阉的。
有一本叫做《天水冰山录》的小册子，是严嵩被抄家时登记财产的清单，上面非常详尽地罗列了从严家抄出来的各类财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来看看。我这里简单归纳一下，当时从严家抄出的金锭、金条、金饼、金叶、金器、金首饰共计3万多两；白银201万两；银器和银首饰1.36万两；玉器875件；古画3200余轴册；锦缎绢绫4.1万余匹；其他诸如象牙、犀角、玳瑁、玛瑙等珍玩无数。如此巨量的财富，即使几辈子花天酒地，显然也是挥霍不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