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的长篇小说《家》问世89周年。《家》写的是距今100年前旧中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是“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一幅缩影。
巴金为何没有续写《群》
1931年4月，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更名为《家》。《家》里面有两个真实的人物，一个是高觉新，原型是巴金的大哥，一个是高老太爷，原型是巴金的祖父。巴金本人也走进了小说，化身为三少爷高觉慧。向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是《家》的基调，小说结尾，觉慧离开生活了18年的家，去一个未知的大城市——上海。
巴金写完《家》之后，原计划在第二部中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第二部的题名拟定为《群》。《家》写成7年后，1938年，《春》问世。又过了两年，《秋》问世。《春》和《秋》的故事几乎都围绕高公馆展开，主题也和《家》相同。
巴金为何没有续写以觉慧为中心的《群》?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巴金当时还认识不到觉慧离家出走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按照觉慧的性格，他似乎应该投身到民众中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是巴金不熟悉这种生活，最终还是没能续写《群》。
曹禺的《家》自有特点
觉慧在巴金的小说《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曹禺改编巴金的《家》，主角变成了瑞珏，重心放在了对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揭露，年轻一代的抗争退居到次要位置。
曹禺为何要改编《家》?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曹禺本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解释。田本相在写《曹禺传》的时候采访了曹禺，曹禺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笔者认为，曹禺之所以改编《家》，主要还是由于“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曹禺从1940年冬天开始酝酿改编《家》，直到1942年夏天才开始动笔写这个剧本，“反复读小说，都读得烂熟了。”曹禺发现自己并不懂得觉慧，但“很想把觉慧这个形象写好。”曹禺构思剧本一年半却迟迟未动笔，他希望如巴金所愿写好觉慧、觉新，但人物的生活是曹禺所不熟悉的。最终，曹禺的《家》主角变成了瑞珏。曹禺说:“我得写我感受最深的东西，而我读小说《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痛苦。”改编《家》的时候，曹禺正在与方瑞热恋，曹禺把对方瑞的感情写进了瑞珏和梅的形象里。
1942年12月，曹禺的新作《家》经过巴金亲自校阅后，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曹禺这个不大忠实于原著的剧本并没有让巴金不满意，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自具中心、自有特点，是个新创作。
1943年4月8日，曹禺创作的四幕话剧《家》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导演章泯，金山饰演觉新，张瑞芳饰演瑞珏、凌琯如饰演钱梅芬，舒强饰演觉慧，沙蒙饰演高老太爷，蓝马饰演冯乐山。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首届华东地区话剧会演期间，江苏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曹禺的《家》，饰演觉慧的青年话剧演员张辉引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厂”)的关注。两年后，张辉被上影厂借调，在陈西禾和叶明联合导演的故事片《家》中再次饰演觉慧。电影《家》中，觉慧回归到小说的位置，是故事的中心。
巴金为何不满意陈西禾的《家》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家》先后四次被搬上银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6年上影厂拍摄的同名影片《家》。
1956年，上影厂导演陈西禾用一年半的时间，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剧本。巴金看了剧本的初稿和第四稿，参加了剧本的讨论会。巴金内心的愿望是影片选取小说的其中一个部分作为再创造的主体，而舍弃其他的部分，使它成为一个自具中心、自有特点的新作品。或者对小说做较全面的改编，拍成上下两集。但巴金的这个意见，在影片开拍前，并没有向上影厂正式提出。
1956年7月9日，《家》开机拍摄。对于《家》的拍摄，饰演高觉新的演员孙道临刚开始有些抵触心理。之前，孙道临完成了《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等几部战争片，他颇以饰演革命军人为荣，很想在部队人物的创造上多下下功夫。但读了《家》的剧本，孙道临大为赞叹:“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浓缩成这样不到五万字的剧本，能够这样的凝练、传神、有戏。”陈西禾的剧本打动了孙道临，促使他接拍《家》。
孙道临在摄制组有个外号，叫“孙大雨”。因为孙道临饰演的觉新，经常悲伤流泪，有许多哭戏。有一场戏，高老太爷的灵堂中，陈姨太逼着觉新把瑞珏送到城外生产，孙道临把觉新演成了一个“哭包”:
觉慧:“大哥!这些年你还没受够吗?”
觉新心如刀绞，不由得迸出热泪，手捶着头。
觉新:“我该死，我该死……”转身。倒坐椅子上。
觉新:“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痛哭起来。
瑞珏向他走过来。
觉慧:(上前一步)“大哥!你……”
瑞珏:(竭力忍耐着):“三弟，算了吧!”(十分温婉地安慰着觉新)“别难过呀，明轩，我早就愿意搬出去，我在哪儿都一样过的!”
觉新:(一把抓住她的手)“瑞珏!”哭得更伤心。
瑞珏也流下了眼泪。
导演陈西禾对这场戏的处理，让巴金不满。巴金认为:“作为瑞珏的丈夫，他应当有所表示，不能把责任推给妻子，自己只说一句‘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就伏在桌上痛哭。这好像在耍赖，又像是故意哭给瑞珏看，否则他对瑞珏实在无法交代。事实上觉新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站起来表示:‘办不到’，但觉新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要么忍住眼泪一口答应:‘没有问题，一切照办。’马上找好房子搬出去。觉新就是这样的人，他爱面子，他做事情要做得‘漂亮’，他不肯输一口气。”
陈西禾的改编本，把觉慧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觉慧的饰演者张辉，几次上巴金家里去请教。有一次，巴金和张辉谈到这个人物时说:“觉慧和觉新的不同点，就在于他较年轻、幼稚，受旧的影响不深，觉新的悲剧就在于他对旧的还存有幻想，没有勇气反抗和认识到这点;家庭对觉慧不像对觉新那么严，他从小和下人们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从小就受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影响。因此，当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平和长辈们的一些卑鄙的行为时，就有很多愤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个大家庭中间的一个成员，他也和他的兄妹们一样，过着少爷的优越生活。他虽然和他爷爷思想上是敌对的，但爷爷到底还是爷爷，特别是经济上他还不能独立，这些都不得不对他起着牵制作用。如果脱离了这些，就不真实了。”影片完成后，巴金对张辉塑造的“那个纯洁而充满朝气的形象”表示认可，但同时提出:影片对觉慧做了“简化”的处理，“我们只看见他的勇敢，天真和热情，只看见他那坚强而单纯的信仰，却看不见他的内心的斗争，他的变化和成长。”
影片《家》是上影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根据五四以来文学名著改编的故事片。在拍摄过程中，编导陈西禾不断听到方方面面的意见，剧本也是边拍边改。但陈西禾和叶明两位导演始终坚持影片的改编思路，对原小说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大都予以保留。
1957年，《家》上映。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反映:“不过瘾”，认为好像缺少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一些戏处理得比较单调，不够丰富、曲折。巴金在《大众电影》1957年第20期上发表长篇文章《谈影片的<家>——给观众们的一封回信》，对电影《家》公开表示不满。认为“影片只叙述了故事，却没有多少打动人的戏”，是一次“失败”的改编。
巴金的这篇长文对电影《家》的批评是全方位的。为什么巴金对待老朋友陈西禾改编的作品如此不宽容，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陈西禾编导的电影《家》太忠实于原著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巴金不断检讨自己的作品，“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巴金“本想重写这部小说。”上影厂原汁原味地将《家》搬上银幕，这样的改编不符合巴金当时的愿望。
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家》
1978年，影片《家》复映，却产生了与1957年初映时截然不同的反响。笔者当时住在三里屯，印象最深的就是三里屯礼堂的大广告牌上手绘的电影《家》的巨幅宣传画。售票窗口排起了长队，场场爆满。据饰演瑞珏的张瑞芳回忆，当时她和孙道临恰巧在北京出差，听说电视台也要放映《家》，于是相约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莽一萍家去看这部老片子:“面对电视屏幕，我们静静地看着，心中五味杂陈……奇怪的是，过去我们对《家》的影片并不那么满意，拍完后还觉得有许多遗憾的地方，怎么今天看到的每一个镜头会让我们这么心动……我侧过脸去看看道临，他也在不停地擦眼泪。我们这是怎么了……”多年以后，孙道临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当时，我觉得这部戏拍得太素淡。不够浓烈。但很奇怪，事过24年，当我在‘文革’以后重看这部影片时，却觉得它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了20世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因而使剧中人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这部影片在‘文革’后重映，却赢得了比1956年初映时(根据《中国电影编年纪事》记载，影片《家》初映日期为1957年3月——作者注)更热烈的反应，这说明它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时也说明两位导演所坚持的创作见解的价值。”
影片《家》初映时不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家》的复映却被广泛赞赏和认同。影片《家》艺术命运的变化，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审美观念的差异，二是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82年9月24日，巴金在《一篇序文》里写道:“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小说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说并没有‘过时’。”（杨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