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宇
1917年8月李纯接替冯国璋继任江苏督军,自此致力于推动南北议和。在他的斡旋与协调下,南北和会最终于1919年2月在上海开幕,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和会议而未果,僵持数月后便草草收场。翌年8月,徐世昌为挽救和会作出最后努力,任命李纯为和议总代表,但孰料数日后李便称病辞职,这基本给各方寄望的南北议和画上了句号。李纯也由此步入了政治与人生的暮年时期,不久其离世的消息便遽尔传出。
李纯这样一位南北间重量级调人的骤然离世,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各方聚讼的焦点集中在其死因问题上。与此同时,各实力派纷纷觊觎苏皖赣巡阅使及江苏督军的空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目前,有关李纯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对李纯之死及各方反应也关注不够,本文主要利用报刊、回忆录及文史资料等多种材料,探讨李纯死因以及各方应对和博弈,藉以管窥20世纪20年代前后复杂的政情。
▲1919年南北议和会议
自杀诱因
1920年10月11日夜,李纯死于家中,消息传出,外界愕然。
此时正值国内时局高度紧张之际。就中央政局而言,直皖战争爆发,各地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的主导权不惜兵戎相见。就地方政治而论,各地废督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众多省区,李纯所在的江苏亦概莫能外。
12日,江苏督军参谋长兼江宁镇守使齐燮元向北京政府报告李纯自杀消息,几天后又发表通电,向各方通报李纯自杀情形。与此同时,齐燮元还公布李纯留下的五封遗书,内容涉及和议与南北时局、对江苏省事的安排、家属安置等。为维持江苏地方稳定,北京政府随即任命齐燮元暂代江苏督军一职。
综合各类记述,李纯若为自杀,诱因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南北和议无望。
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内,李纯一直致力推动南北和议,先后担任南北调人和北方总代表之责,自始至终充当南北促和者的角色。可以说,促成南北议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统一问题,已成这一阶段李纯最重要的政治诉求。
无可否认,李纯促和或有其政治目的。就直系而言,藉以提升集团声威,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包括协助冯国璋重任总统,打击皖系势力等;就其本人而言,既可获取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亦可进而争取更高的政治职务。毕竟在这期间,有关李纯希望担任副总统的传言一直未曾消歇。
由此可见,无论就国事命运还是个人前途,李纯都极为重视南北和议的实现。然而伴随直皖战起,在南与南争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复增添北与北争,南北内争均纷乱如麻,南北和谈实成泡影。与此同时,共谋促和的长江三督亦不相为谋,原先唯李马首是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公然反对李纯担任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主张“鄂、湘、赣合设巡阅使,以王占元任斯职”,甚至一度称“忧时成疾”请假二十天以示抵制。国事纷纭,治丝益棼,这无疑给李纯造成了极大的刺激。
其二,省内外军队环伺。
冯玉祥奉命援闽,率兵南下途中因故滞留江苏浦口,李纯“多谋善疑,恐冯久驻浦口,抱有别项目的”。不久又传来徐树铮即将“率兵五旅同去援闽”,拟由江苏取道南下的消息。两支外省军队可能同时楔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对缺少外力支持、深感力不从心的李纯无疑是种莫大的威胁。
直皖战争爆发后,各路军阀蠢蠢欲动,江苏虽未直接加入,但欲置身事外实非可能。环顾前途,李纯赖以安身立命的江苏大有陷入四面楚歌之可能,“因一时利害得失之所促,亦是其自戕原因之一”。
▲李纯
其三,报章攻讦不已。
江苏报界对李纯的攻击,主要集矢其保举干儿子文龢任江苏财政厅厅长一事。
文龢贪婪成性,久为外界所知。李纯督赣时便风闻文龢喜好贪污,故至江苏后,虽“欲谋长苏财厅”,并未依允。后因文某极尽巴结之能事,最终为其所惑,保荐其担任江苏财政厅厅长。文某成功上位后,本性不改,贪墨舞弊,引发外界众怒。
江苏报章除直接揭发攻讦文龢外,并将批评矛头指向李纯,指责“自李纯督军江苏以来,而吏治财政均有不安之现象”,呼吁“江苏人民皆江苏主人,吾江苏人皆行其主人之权力,以对付李纯,使文龢不能屡江苏财政厅长之任,使李纯不再侵我吏治”,恳请北京政府“准其休养”。
舆论批评对于非常看重政治清誉的李纯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的打击。有材料指出,报章攻击高潮阶段,李纯家人因其精神状况不佳,有意不将报纸给其阅看。当李最终看到报上的批评言辞后,“从此每日必哭,并且经常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其四,精神有些失常。
李纯在最后半年状态十分不好。身体方面,抱病许久,其后虽有好转,但并未痊愈。心理方面,受外界接二连三的刺激,负荷日益加增,最终接近崩溃。在心理状态日趋失常的状态下,李纯不时有些莫名的举动,如致电友人施愚,称不久即“披发入山,与世永别”。又曾告知妻弟王某:“我的督军做不成了,你的营长也干不了。我叫军需课给你七千元,你拿着这笔钱回家过活去吧!”由此可见,李纯之死,之前早有征兆。
▲齐燮元
如若李纯自杀属实,上述四因应已基本将其弃世主因归纳。可以说,诸多不利因素层累叠加,交互作用,最终压垮了曾经的风云人物李纯,使其在一干军阀中选择了颇为离奇的自戕离世方式。
他杀?
李纯之死事发突然,难免让人心生疑窦,一时间有不少质疑遗书真实性的声音,关于其死因的猜测与传言大量出现。李死后不久,就有报刊针对自戕疑点进行分析,列举出的疑点包括所用凶器“置诸枕下”,“从腰间枪穿其腹”,“遗嘱亦有破绽”等。
无论就当时还是后来,均有不少人认为李纯死于他杀,而加害者极有可能是其部下“最有势力的军官”。
与时为江苏省长齐耀琳有亲戚关系的王振中后来撰文指出,李纯因撞破四姨太的奸情而被杀灭口,遗书则由齐燮元协助伪造。王文称,李纯被杀以后,“齐燮元认为机会到了”,积极伪造自杀现场,公布伪造遗书,制造出李纯因“忧心国事,南北不能统一,积劳成疾,久不痊愈,难见功效,致愤而自杀”的假象。
从王文看,这一说法缺乏实据支撑,更像是一种推断。其理由主要有齐燮元始终是一反面人物,拥有野心却又“与北洋军阀直、皖、奉各系毫无瓜葛”,只能借助这自天而降的大好机会谋求高位。而齐耀琳与齐燮元的竞争对立关系,也增加了这一说法的可疑性。
与上述说法颇为相类的另一传言则称,李纯与其收养的侍婢偷情,不料被侍女之夫撞破,导致被杀。齐燮元为保李纯声誉,隐瞒实情,将此事压下,不予声张。
齐燮元之外,还有一实力派人物与他杀说扯上关系,此人便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张作霖之所以与李纯之死发生关联,是因为当时张欲发动政变的流言不断,外界风传“北京再起复辟运动,张作霖入北京”。在此背景下,许多人便将李纯之死与北京政权的争夺及张作霖联系起来。
在时人叙述中,受张作霖指使杀害李纯之人,是一位“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接近,且为李督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掌有苏省兵权的人。而符合上述条件的,唯有齐燮元。然而后来历史发展显示,齐燮元并未与奉系张作霖过多地牵扯在一起。李纯重要幕僚李廷玉的后人李希闽亦撰文认为,齐燮元并无杀害李纯的动机,李纯应是自杀。文章称,李廷玉曾在吴佩孚派兵至苏调查时为齐燮元作证,“五次调查后确认李纯为自杀”。
通过简要梳理时人记录及后人忆述不难看出,持有李纯死于他杀观点的人,多将矛头指向齐燮元,只是对齐杀人动机的说法略有不同。他们的判断或各有所据,但往往缺乏充分的直接证据,推断臆测的成分较为显见。
李纯的死亡方式及其死因,或许很难盖棺论定。其实不论自杀也好,他杀也罢,李纯之死搅动政局,实为不争的事实。李纯死亡消息传出后,南北各方均有所因应,有的借题发挥,有的则围绕苏皖赣巡阅使及江苏督军空缺,立即展开明争暗斗。
各方争夺
李纯离世后,各种博弈迅时展开,有关其死亡方式的争议,即透显出权力斗争的影子。有研究者也指出,在葬礼和追悼活动等问题上,各方在规格与规模上的争论,同样反映的是激烈的权力之争。当然李纯死亡所带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后续问题,就是苏皖赣巡阅使和江苏督军的继任问题。
江苏素来为东南重镇,“赋甲于全国,民国以来,筦军政者,以地位优胜,恒有举足重轻之势。政府亦认为一等缺,非资深望重者,不能当此任”。李纯死后,靳云鹏、王士珍、王占元、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等位高权重者,或主动或被动,均纷纷被推到前台成为候选者。
从北方政局而言,皖系因直皖战争失败走向没落,原先的直皖之争已经演化为直奉争雄。具体而论,又以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的实力最强。李纯死后,各方针对苏督人选问题虽活动积极,“王占元电保陈光远,而陈光远电保王占元,江苏张謇则保齐燮元”,但曹、张两方竞逐的结果实能左右苏督的归属。
直系首领曹锟对于这一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提出由王士珍接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曹如此打算,理由冠冕堂皇,王士珍为北洋元老,声望资历都堪当此任。内里实另有打算,因王并无实力,如能继任,直系便可轻易掌控江苏乃至长江流域,而齐本为直系一员。是以提出这样的人选,既能彰显“公心”,易获各方通过,并能实现己派的政治图谋。
▲张作霖
▲徐世昌
奉系方面,此时势力虽已扩至关内,但张作霖并不以此为满足,极想伺机将势力南扩至长江流域。他提出由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任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甚至一度表示,如张勋遭遇反对,“情愿自己调任江苏督军,而以奉天督军让与张勋”,表现出赤裸裸的垂涎之意。
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作为可以决定苏皖赣巡阅使和苏督人选的一方,则不甘居于傀儡角色,期望直奉二系达成某种平衡,力避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仔细权衡后,徐考虑江苏本为直系地盘,如奉系南扩势必引发新的争端,是以选择站在曹锟一边,“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来抵制张作霖所保荐的张勋”。后经不断疏通,奉系最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苏皖赣巡阅使和苏督之争暂告平息。
除中央舞台上竞逐的各方势力外,江苏地方在李纯离世后也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力谋借机废除督军制度。
近代以来,江苏地方士绅实力强大,江苏教育会、苏社等社团在地方政治、经济等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李纯在位时,他们就对江苏省省长、财政厅厅长的人选踊跃发表意见,对李纯本人也时有批评,表现出对地方事务较强的参与意识。
李纯死后,继任苏督问题成为外界焦点,然而江苏省内对人选问题已不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以此为契机在江苏地方实现废督。江苏各界所持废督理由主要包括:(一)“督军制度下武人擅权于地方,毫无利益,反增各种骚扰”;(二)“裁兵当以废督为始”;(三)“废督若不自出缺省份开始实行,将来永无实行裁撤之一日”;(四)“今年中央地方财政之困难,均由武人之把持及军事之消耗过巨,若能即行废除,必可大节靡费”。
有见及此,李纯离世不久,江苏省议会即形成废督议案,从法律上实质性地予以推动。与此同时,省内各界积极活动,形成废督的舆论氛围,并意欲联合省外各方,发动大规模的废督运动。然而废止督军牵扯甚广,于军阀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北京政府实不具备切实推进的能力,在虚与委蛇一段时间后,江苏方面所提出的废督请求最终为北京政府所拒绝。随着齐燮元被正式任命为江苏督军,江苏各界争取废督的努力遭遇严重顿挫。
在各方围绕江苏所展开的博弈纷扰阶段,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南方阵营也颇思有所利用。孙中山一度以为机会绝佳,可“乘势大举图窥武昌、九江、南京等长江一带重要都会”。孙洪伊也考虑运动学生、工人等新生力量,谋得“长江沿岸中国过激派之勃兴”。 不过,由于此时粤军与桂系激战正酣,南方统一实为重中之重,孙中山等人的进窥长江设想当时尚只能停留在预想阶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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